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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平台 / 課程討論 / 台灣鄉土文學專題(2009秋季班) / 日治時期1:殖民主義下的「鄉土」: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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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 3 個月 前
識字是為了閱讀:文藝(學)「大眾化」的可能?

1930年代台灣的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戰,支持派以黃石輝、郭秋生為首,以我手寫我口之概念提倡「寫鄉土的文學‧台灣話文為載體」為主張,並將「閱讀是為了識字」作為傳播∕教育之方法;反對派廖毓文、賴明弘、克夫等人,則以「台灣話文」狹化了閱讀及現代性的發展為考量(註一)。黃石輝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中,提出: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以「台灣話做文」、增讀「台灣音」、描寫「台灣的事物」,要以勞苦大眾為對象,提倡「文藝大眾化」。鄉土文學論戰發展到後來則聚焦於「台灣話文」的論爭上,陳培豐更認為,這是一場「文學比重稀薄」的文學論戰(註二) 。

雖然黃石輝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及〈再談鄉土文學〉文中,並未對「鄉土」一詞提出更多的闡釋與論述,且反對派等人的反駁則認為:黃石輝指稱的台灣話文只是閩南語(福佬話);而所謂的台灣話,應該要包含客家話和高砂族的語言(註三) 。但我以為,黃石輝提出的台灣話文是作為一種起點或方法,並無福佬沙文∕中心之意(註四) ;無論使用何種台灣話文(福佬∕客家∕原住民),皆是相對於中國漢文∕日本國語,有著「台灣∕地方」相對於「中國∕中央」、「日本∕內地(帝國)」之意,是面對日本強勢、鋪天蓋地的文化同化政策下,台灣自身文化、語言消亡的焦慮,作為抵殖民的一種反抗。

黃石輝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再談鄉土文學〉和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文中,提出的「要以勞苦的廣大群眾為對象去做文藝」──即「文藝大眾化」、文言一致──創作台灣人「可閱可讀」的文學作品以及將民間傳唱的台灣歌謠等,以台灣話文「文字化」後,達到使台灣人以「閱讀來識字(台灣字)」。黃石輝、郭秋生文中所稱:一人讀著,則其它人便可理解(註五) 、看牛兄弟也可做起傳道師(註六) 。但事實上,在過去那樣困苦的時代背景當中,對於那些「環境不惠」的弟兄們而言,文學本身就不是普羅大眾的──寫給勞苦大眾閱讀的文藝文學作品,事實上勞苦大眾根本不可能閱讀──無論使用何種台灣話文,皆需透過識字者∕知識分子的口。

黃石輝、郭秋生等人提出「識字是為了閱讀」,而陳培豐認為「識字是為了閱讀,閱讀是為了知識」,但對於當時環境不惠的兄弟們來說:「識字是為了閱讀,閱讀是為了生存」(為記帳而識字……)。因此,文藝「大眾化」作為一種手段,其核心仍是政治性的,以「啟蒙」作為宗旨,黃石輝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中所言的「鄉土」,事實上指稱的便是台灣的全稱,又文中的鄉土文學,可轉換閱讀為台灣文學──透過描寫台灣的現實、使用台灣話文來召喚台灣人的台灣∕主體意識及認同感,以達到「啟蒙」台灣意識之目的。

註一 陳培豐,〈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邱貴芬、柳書琴主編,《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第3期,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4。
註二 陳培豐,〈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頁85。
註三 陳培豐,〈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頁86。
註四 相關內容可參照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頁2。關於原住民文學(文中稱內山生蕃話)的部分。
註五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
註六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


2009-10-07 AM 3:17
9 年 4 個月 前

論爭的背後是精神一致、語言V.S.文字的矛盾

                    

                                                               王珮真

30年代鄉土文學論爭的正方代表,黃石輝、郭秋生強調「台灣話的文字化」,提倡「文言一致」以深入廣大群眾、工農階層完成「文藝大眾化」,立意良善,目標堪稱明確但成功機會渺茫。陳培豐以人類文化累積進程中對「語言文字」功能的需求為重點切入,闡明語文除溝通外還要能透過閱讀、創作傳遞觀念思想,故失敗的關鍵在於此方僅停留在語彙、表記層次。

 

反方代表林克夫論台灣話文的侷限,乃是從血緣文化的歸屬與民族性出發,指出台灣話文的改革應該要「屈語就文」,即移語言就中國白話,否則必定會缺乏普遍性、妨礙交流;再則批評黃石輝對「鄉土」的定義不清,且在其充滿鼓舞搧動力的定義之下,哪有台灣文學不鄉土?故於台灣作家頭上復冠以鄉土之名真有畫蛇添足之虞。賴明弘更指出鄉土文學乃資產階級文化的產物,普羅階級的人當然要徹底反對。

 

較之雙方的說法可知,3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是普羅文學思潮的必然反映,也就是說本次論戰的本質為「新文學如何進一步大眾化」的討論(請參見表格資料),爭議在於採取的方法。但無論倡議台灣話文與否,都反映出台灣歷史地位的特殊性,且陳培豐的論文中提及,此運動的失敗揭示了台灣選擇「語言民族主義」之路在殖民統治下的不可行。提及關於鄉土文學跟民族主義的關係,施淑在<想像鄉土‧想像族群>一文中提到,台灣的鄉土文學可歸諸第三世界文學,反映其受到資本主義或現代化的滲透,記錄與第一世界文化帝國主義搏鬥的過程。回顧歷史,「台灣」在文學、國內外政治上無非寄託幻想、慾望和苦難的對象,30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是反殖民帝國主義的文化想像,由此可知「鄉土」一詞,一直以來都是各自表述的。

 

時地

社團

主要參與

刊物

重要性

宗旨/重要議題

1930

台灣戰線社

王萬得

謝雪紅

賴和

台灣戰線à新台灣戰線

1普羅文學的先驅

2最早嘗試聯合陣線的刊物

1社會主義立場

2結合無產階級社會運動

1931

東京

台灣藝術研究會

王白淵

吳坤煌

張文環

福爾摩沙

讓第二代台灣日語作家正式豋場

1左翼色彩

2寫實主義

1932

台中

南音社

郭秋生

賴和

洪炎秋

南音

1推廣台灣話文甚力

2史上最有份量的文 藝雜誌

1思想藝術普遍化

2鼓勵作家講求創作方法

1932

 

賴和

(任編輯)

台灣民報

台灣新文學先驅的舞台

1批判精神

2階級議題

 

2009-10-01 AM 9:54
9 年 4 個月 前
何敬堯 碩一
 
    台灣文學研究者施淑在發表的文章〈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期台灣鄉土觀念問題〉中清楚地指出在一九三O年所出現的文學論戰,是台灣文學「本土論」以及「台灣意識」的開始展現,不論在戰後所謂的「鄉土論」和「本土論」之間的定義越來越嚴苛,也就是細分為左、右翼鄉土的區別,在一九三O年代時,台灣鄉土觀念的產生確實是因日本政府嚴格實施同化政策、皇民化政策之後,台灣本土文化遭遇空前的危機感而自然產生,或許會有人認為當時由日本人所帶來的「現代化」也可能如毒蛇猛獸般驅策台灣本土意識的興起對抗,但施淑隨即說明台灣人民對於啟蒙思想帶來的科學、理性、民主、進化等觀念並不排斥,並且舉出黃呈聰的文章中鼓吹台灣「固有文化」、「特種文化」的論證。如此說來,台灣學界對於「現代性」的洗禮並不排斥,至於在台灣傳統文人的角度看來,台灣的現代化也是值得鼓勵,例如在傳統文學中可以大量看見當時傳統文人以現代器具(如眼鏡鐘錶)為題的詩歌表現。
 
文學中所謂的「鄉土意識」的興起,並不只是單純的想要以文字來描寫自我的故鄉,而是當鄉土「可能」不存在時,文人才想起何謂「鄉土的概念」?這就像是每個人的手掌上都有小指的存在,但是在平時,我們並不會特別去感受、體認到小指對我們本身的關聯性,不只是因為小指的地位並不顯眼,也因它的功能與存在對我們來說過於自然而然,一旦小指受傷了或是被切除了,此時我們才有可能會去仔細的關注小指在我們手掌上的位置與真實。同理可言,鄉土的概念也便是在這種情境下被當時的台灣聞人所意識到,這也就是詹明信在〈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中〉說到,有關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社會受到衝擊的問題,將此意義放置於台灣的文化脈絡之中,便成為了在日本同化政策壓迫之下,以台灣意識做為反殖民的抗爭運動。而施淑在文章中也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疑問詹明信所說的第三世界文學的特質,會在日據時代的台灣發展成什麼具體成果?在殖民主義所支配的第三世界中,文學作品帶有「民族寓言」的特殊性,是因為殖民者的擴音器蓋過了第三世界民眾的聲音,為了抒發心志、政治意義的抗爭,異議的聲浪須以其他不聲張的形式流傳於耳語,所以才會有「寓言」、「象徵」形態的文學作品產生。而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中,是否有可能找到此類的國族寓言?其實是有可能的,例如呂赫若的小說便帶有強烈的寓言色彩,其小說中多以女性的角色帶領故事的開展,其象徵性不言而喻,具有許多可討論的空間。
 
此外,施淑的文章提到「因此,由之帶動的台灣鄉土文學意識也就不僅只是以地方色彩、風土民情取勝的一般意義的鄉土文學」。其實,再當時確實有此類文學作品的產生,例如西川滿一系列以台灣為背景的小說,便是以地方色彩、風土民情取勝,那麼,西川滿的文學,也算是另一種鄉土文學?除了所謂「外地文學」的分類,或者他的文學有其他不同的歸類?
 
另外,施淑的文章中也指出「在文學想像中,台灣這塊地方和他的名字,好像從一開始就是用來寄託幻想而不是鄉愁的所在.....當台灣在世界現代史得到他的殖民地身分,台灣成了苦難的所在。」其實,台灣的文學想像在日治時期之前,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般美好,在漢人所書寫的古典詩作中,所塑造的「台灣形象」便是一片荒煙蔓草中癘疫橫行的景象,所到之處無不充斥著病疫的陰影所罩覆,不論是在同治年間以知府奉檄隨營來台處理撫署文案的何澂與王凱泰及舉人馬子翊等相唱和時所作的〈臺陽雜詠〉,或是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臺灣府鳳山縣儒學教諭的朱仕玠的旅遊見聞詩之中,都能清楚看見作者在筆墨之後所隱藏的對於瘴癘疾疫的恐懼心理:
 
 
 
 
對於傳統文人來說,未開化的台灣充滿了不可知的險惡與艱難,只要踏上了台灣的土地就等於披上了一層死亡的陰影,死亡的氣息隨時隨地跟隨著開拓者的腳步,任何來到台灣的文人眼中,對台灣的第一印象便是充滿瘴癘之氣、狡夷出沒的化外之地。因此,在日治時期之前,台灣的想像其實是一種矛盾的存在,它可以是一種烏托邦的想像,但也可以成為一個恐怖的「瘴癘之島」


[1] 此組詩收於王凱泰《臺灣雜詠合刻》。此詩又載連橫《台灣詩乘》。
[2] 原屬《小琉球漫誌》第三卷〈海東紀勝〉(下)。此詩又載連橫《臺灣詩乘》、陳漢光《臺灣詩錄》。
[3] 原屬《小琉球漫誌》第四卷〈瀛涯漁唱〉(上)。此詩又載陳漢光《臺灣詩錄》。
2009-10-01 AM 2:46
9 年 4 個月 前
文化的收受端?
施淑在〈想像鄉土‧想像族群〉一文,從台灣自古如何被指稱的那些符號上,解釋出台灣早期那一段建構於幻想的前史,再帶進台灣進入殖民身分後,在文學世界中仍成為需被幻想的對象,因此,作家對於台灣鄉土的傳統便有疏離、矛盾的關係。
不論是中國給的「蓬萊」、「岱輿」、葡萄牙人所稱「小琉球」、西班牙人常使用的「福爾摩沙」、日本人冠上的「外地」、「南方」、或者國民政府封上的「反共基地」、「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如此多「被」呼叫的代號,其實亦突顯台灣在歷史上輪番與各種文化接觸的事實,而「接觸」是個溫和的說法,更確實的是文化霸權的輪番殖民現象,幾個中國關於「仙界想像」的稱呼,讓台灣成為相對於實體的、現實的大陸而存在;在日本的「外地」和「南方」,無法不看見另一邊的「內地」和「北方」;「反共基地」是因為「反共」而存在;「模範省」必得是眾多存在之一,始有成為「模範」之可能。台灣,在眾多指稱符號的流轉中,少了主體性,多了他人的評斷眼光;得到的是各個文化的遺產和古蹟,卻一直無法建立所謂「台灣人(?)」對於眼前和今後的發展共識。

純文學之可能?
此處暫不為「純文學」作定義上的討論,而是想表達在這些「台灣文學」、「鄉土文學」的論戰大作裡沉浮浮沉之後,台灣文學是否能有「純粹」一點的可能?1920年代,台灣文學的作家也大都是文化協會的成員;1930年代,台灣文學(鄉土文學)成了台灣話文的相關論爭,基於對殖民政府的抵抗和憂心台灣認同的消失,文學是如此的寫實以及盡量的大眾,文學也如此的「政治」和「社會」,這是台灣文學每一討論起來就會遭遇的複雜性,有著主張的文學是一種特色,但是否也會成為這文學繼續發展的限制?
2009-10-01 AM 2:43
9 年 4 個月 前
前鄉土文學時期:一九三○年代鄉土文學論戰
 ◎張育薰
 
  先前看待一九三○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我們大多都將焦點著重於論戰中「鄉土文學」的部分,甚至把這場論戰的意義歸納在鄉土文學的脈絡當中,但是陳培豐老師將焦點著重在語言的部分去分析,認為這不僅是一場「文學比重稀薄」(P85)的論戰,更是一場「以語言運動為本質的文學效應」(P95),因為文學並非為主要討論對象,而且論戰正反方在語言文體的使用上已經具有一定默契,語言運動的意義著實大過於文學論戰的意義。論戰的正方雖然想要極力建設「純粹」的台灣話文使用,但是實際上更加突顯語言「混雜」的事實。(P109)
 
  我們往往將論戰焦點置於「鄉土文學」的原因,自然是因為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這篇如震撼彈的文章,陸續引爆後來參與論戰的作家都有針對「鄉土文學」的討論。可是當時參與論戰等人對「鄉土文學」並沒有一致性的指涉,「鄉土文學」可以是「民間文學」也可以是「台灣文學」,但是基本上必須是以台灣話文書寫台灣事物的文學。雖然論戰結果正反雙方誰也沒有勝出,不過台灣文學的主體性思考奠基於這場論戰,當時定義還曖昧不明的「鄉土文學」一詞彷彿種子深深埋下,足夠開展台灣鄉土文學史的一頁。相對於建忠老師稱一九八○年代為「後鄉土時期」,我在此姑且稱一九三○年代的這場論戰為「前鄉土時期」,以區別真正以鄉土世界為關注對象的文學書寫時期。
 
  另外,針對陳培豐老師〈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一文,我比較好奇的是當中提到「東亞混合式漢文」的部分,這種混雜了日文、中國白話文和台灣話文的文體,是如何被知識份子創造、使用?而且最重要的,就是為何參與論戰的知識份子沒有意識到彼此文體的問題?討論語言的時候,卻未針對實際語言的應用去探究,突顯此論戰的一個弔詭之處。
2009-10-01 AM 2:35
9 年 4 個月 前
打破現代「鄉土」的想像──一九三○年代的「台灣話文」運動

◎廖姿婷

「鄉土」在現代的定義多半趨近於「鄉村」、「農村」,是一區隔於其對立面「都市」的名詞,本週閱讀的幾個篇章中,多半環繞著「台灣話文」的議題,有推動的聲浪,也有反對的意見,於是形成台灣文壇針對「鄉土文學」議題的第一次論戰。所以更精確的來說,此次論戰或許可稱為「台灣話文」論爭。由一九三○年代的台灣現況檢視,郭秋生在〈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中提及的教育制度的問題與關鍵,殖民宗主國的教育制度是以「獎勵國語」作為日語普及的實踐,以及台灣「文盲」問題的事實,必須回歸語言的本質,使得語言「文字化」才能夠實行「閱讀」的行為。若依照陳培豐的觀點與其說是左翼文藝化的結果,不如說是構築在「閱讀」的基礎上,於一九三○年代所謂明確的「鄉土文學」稱謂僅是論爭的進行式,尚未獲得一確立的條件要素,即便在論爭中「鄉土文學」一詞已被廣泛地使用,與其說建立一「鄉土文學」之文類,不如說是構築具有「鄉土概念」的文學形式,且此文學形式必須建構在「閱讀」上。

但若從左翼思潮的脈絡中重新審視,鄉土文學實質上是具有「普羅」的意義,是必須貼近群眾關懷與向土地紮根,事實上與使得民眾「能夠」閱讀的要件上,仍然是有某部份的吻合。然而在當時的台灣並非僅有單一軸線的「台灣話文運動」在行進著,一九三○年代後台島的文學複雜度與文學活動日益多樣,再加上對於「語言普及」此一觀點的差異性,實際上當時由不同角度出發的論者之討論中,認為台灣的日語普遍度已經達到能夠閱讀的程度,所以對於掌握「閱讀」要素的能夠與否,定義上是有出入的,由此來看「台灣話文運動」最後的銷聲匿跡,是因「文學主導權」並非掌握在此派倡導台灣話文的人士手中,而這消失最終也只得歸因於歷史。

每一時代的文學運動,放置到不同時代情境下討論時,總會有不同的解讀,沒有是非的問題,而是種對照再現的重新思考與探究。當時對於台灣話文的倡導,是充滿衝勁與理想的,是純粹的文藝活動,不免讓我想到日前參與的陳映真研討會,那具有理想、烏托邦的文學理念是永恆亙古的。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的台灣話文提倡中,純粹的基於讀者市場的考量,(「認同」的問題並非本文想要觸及的問題),與後來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的鄉土與現代的對立是截然不同的,並非指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是沒有意義的,只是倘若以現今的立場角度來觀看一九三○年代鄉土文學論戰,那麼我們該如何省視此一論戰的發生?或許又可視為一次文學烏托邦的幻滅與消解。
2009-10-01 AM 1:25
9 年 4 個月 前

碩一  瑜馨

鄉土的矛盾

鄉土這個名詞,似乎成為我們最熟悉也最陌生的符號。看完施淑的這一篇論文,似乎可以更加確定,鄉土存在我們的歷史之中,卻也消逝在我們的記憶之中。在裡面,提到許多在日據時代的眾多的觀點。當時作為一個殖民地的台灣,該用怎樣的心態去面對殖民者,似乎在考驗著當時的知識份子。對他們而言,心情是交雜的,當身為一個殖民地中的高知識份子,從日本汲取知識,回頭反思台灣時,台灣是一個劣質的地方,是落後的地方,是一個需要被進行改革的地方,不過這些知識份子的心中知道要改革,但是要改革的地方卻是他所生長的地方—台灣。

然而,讀當最後,施淑的想像鄉土,似乎是消失的,即便有想像,是他所謂的南方,這似乎是她所贊同的想像。但儘管如此,我卻認為,想像鄉土,應該是那片台灣的土地,不是相對於南方的地理位置,而是那塊被剝削的記憶。

 

話文論戰到現在的母語認證

從陳培豐老師的文章中,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似乎從文學過渡到了書寫工具的使用。然而這些書寫方式的表現,就是台灣話文論戰揭開序幕,然而這些的論述,不論是中國白話文,或是台灣話文的書寫,皆為一種書寫的表記,另外也是一種凸顯各主體的概念。在當時,不論是中國白話文還是台灣話文,儘管兩者對立,但是雙雙卻有共同的目標,那即便是對日本所實施的「國語政策」的對抗。

看見當時三零年代對於書寫的呈現,有著各自的主張。不禁讓我想到在現在多元的文化中,慢慢發展出來的「母語書寫」是否也與當時有所相似?在眾生喧嘩的文學面貌中,以及當台灣境內,不同民族開始產生的自我意識,造就了各族群主體性的展演。在三零年中,中國白話文與台灣話文皆是對抗同化政策下的產物,那麼,現今的「母語書寫」是否是要對應現今主流的「華語書寫」?

因為各個族群的主體意識開始提高,我們看見了更多族群書寫,當然,我想每個族群應該都在這個多元的社會中,找尋一種平衡點,使自身的書寫得以平等的顯現,但是,語言標記有其困難點,每個民族的語言聲調眾多,要在這些之中統一書寫,確切的寫下標記,似乎有其難度,在語言的複雜下,如果真的訂定出了統一的書寫,那麼在語族之中,不也讓某些語言消失嗎?

單就現今,所鼓勵的「原住民母語認證」,在政府的苦心下,似乎有些母語短暫的傳承下去,但是原住民語言及其複雜,分岐性極高,當認證的母語只有那幾種的時候,是不是有些人數較少的族別,他們的語言可能會被同化或者消逝,我覺得這就像是變種的同化,讓那些少數的族語在多數的族語當中進行消長。

 

 

2009-10-01 AM 12:58
9 年 4 個月 前
皇民化下的鄉土
碩一 / 碧秀
 
「….不過正是在這未知的世界之前,鄉土台灣,這維繫族群命脈的疆域所在,終於從根本上失去了他的名字,在本土及日本在台作家的比下,被還原抽象方位概念的、無極的:南方」
   這是作者施淑在<想像鄉土‧想像族群 – 日據時代台灣鄉土觀念問題 >中的結尾處,綜觀整篇文章,將日據時期,台灣成了殖民地後所引發的鄉土意識以及對鄉土認同提出探討。作者提及的本土及日本在台作家是指稱全部作家嗎?亦或是作者的觀點是認同台灣鄉土的失去? 然而在日據時期的皇民化文學中,鄉土台灣真的已經消失只成抽象的方位嗎?
    皇民化文學是更為徹底的同化政策,此時作家被迫於停筆或是創作意識被扭曲,專寫「皇民化文學」。但是是否就意味沉默則代表認同了皇民化運動,在當時從事文學創作的處境日益艱困,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壓力之下,作家所持的文學心態是徬徨不安。但仍有部分作家在風聲鶴唳的時代,寫出當時後台灣人所遭遇的不平等殖民政策,以及自我國族身份認同的迷惘。如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藉著胡太明的經歷與所見,記錄下整個台灣社會在日本殖民體制下的縮影。而王昶雄的<奔流>,裡頭也談及了當時後知識分子對於鄉土認同的矛盾,一個是現代化的日本,一個是有血緣關係的台灣。然而看見伊東這樣的知識分子,為求當一個日本人而拋棄父母,在最後予以「大義滅親」的否定字詞。在王昶雄筆下,文章表象的底下,卻控訴皇民化對台灣文化的一種傷害。
     當時的文學面相不全然是皇民化下被扭曲的意識,某些作品仍是可以透露出批判性,當然是以另一種寫作技巧的呈現,這是由於時代背景的關係,不得不做的自我保護。知識分子在這樣強制的殖民政策之下,仍是有著一個抗日意識的存在,鄉土台灣這樣的一個想像和認同,不全然皆被皇民化政策概念化成一個方位而不知其名。
參考資料
施淑<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台灣鄉土觀念問題>
2009-10-01 AM 12:36
9 年 4 個月 前

思考一:雅俗的疑懼

    對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所言「優雅的台灣話」有感

 

  我的世代對於「台灣話」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母親一代在學校裡講台灣話要罰錢的事件。試想,盡快的摒棄台灣話、甚至與台灣話劃清界線才是當時唯一要緊之務,那麼「用台灣話寫文學」恐怕是彼時的他們所不/未能思考的層次了,因為不論是在當時或今日,在他們腦海裡相應而生的邏輯經常已是:「台灣話是不優雅的」。我們似乎可由當時台灣話在民間的尋常使用程度已到了必須用罰錢來矯正這「尋常習慣」的地步,想見彼一時代在語言使用上的窒礙感受。

 

  鄭清文曾經提出的看法:「台灣文學的困境,一半來自文字和語言」。在此想特別聲明的是筆者並非想探討「語言政策」的問題,而是想追尋在鄭清文所提及的這種困境之前,台灣社會普遍存在著的語言或文字的「雅俗」疑懼,究竟從何而來?而,各種語言或文字的最初曾經存在著這雅俗之別嗎?會用「疑懼」,是在黃石輝、郭秋生等人的文章中,灑滿了通篇為「台灣話文」捍衛價值的文字讀出的憂心(是否就是一種懼?),以及賴明弘等對於郭秋生有「暴露其詐欺大眾的陰謀」之撻伐(是否就是一種疑?)。也如同前篇發文同學的觀點也論及的,這層疑懼是否影響了此次論爭往民族思考的方向滑動的可能?

 

思考二: 想另外對照葉石濤與張我軍的觀點

 

  在《史綱》上曾提到的一個觀點是:台灣是移民社會,除了文盲、使用閩南語、使用客家話的族群,還有將近二十萬的原住民,在通行數種語言情況下,以白話文做為溝通的工具仍是不切實際,因為白話文跟古文一樣,只是「文」不是「話」,離開言文一致的目標還很遙遠;這應是站在視台灣為一特殊存在的觀點。而張我軍在較晚發表的言論中則是認為台灣話「有音無字」的情況太多,由於其在立場上顯得較為希望促成中國白話共同語的形成,因此有意無意間貶低了土語方言的文學價值,對台灣話的認知似乎也失之客觀。

 

  歷史遞嬗,往往挾帶著極大的力量,逼著人們不得不「選擇」,但是,經過這股力量所沉澱下來的真實,卻更具有時代的質感與意義。看正方(黃石輝、郭秋生等)與反方(廖毓文、賴明弘)在不需翻譯的相互閱讀、筆爭下,雙雙挖掘出日文、中國白話文與台灣話文三者之間的類比、對比關係,即使筆鋒是冷峻的,但同時呈現出對此議題的熱切關注;正如陳培豐所言:而這其實才是整個「臺語臺字論爭」中最大的交集、收穫和遺產

 

思考三:對「從歌謠到識字」的一點思考

 

  語言與文字或有它工具性的意義,然而應該也更具有文化上的價值,或許我們不必要悲觀看待「走向語言Nationalism路途的侷限」,否則,從三○年代至今,不會仍有許許多多樂此不疲的研究者灌注了畢生熱血在此園地。因此,從歌謠、俗歌中探尋熟悉語言、文字身影,往「識字」目標前進的企圖,其實背後隱藏著的是再單純不過的原鄉情懷,這種純情,應該就是我們所企尋的鄉土吧!

2009-09-30 PM 11:29
9 年 4 個月 前
「鄉土」百貨公司

日前閱讀橋本恭子針對島田謹二針對《華麗島文學誌》所進行的「外地文學」研究論文,橋本提到1940年代以後,島田謹二所提出的「外地文學」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致使內涵不斷膨脹,因而逐漸曖昧不清。橋本在闡述1940年代台灣文壇針對「異國情調」批判時,提及龍瑛宗曾表示:「只有寫實主義的話太無趣了,最好是有各種各樣的文學存在」,這樣的說法也引來澀谷對其強烈的批判,認為龍瑛宗簡直就是「把文學當百貨公司」。

身處於1940年代戰爭期的台灣文壇,受到戰時國策的影響,導致「外地文學」此一概念產生質變,已不同於原初島田所引用自法國文學中外地文學的內涵。也因為當時「外地文學」所承載的任務遠超過於「文學」本身,使得討論變得駁雜繁複,成了一間包山包海的百貨公司。而這種「百貨公司化」的現象,在閱讀關於1930年代的「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戰」相關資料時,亦深有同感。

閱讀中島利郎的《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首先令人感到弔詭而不禁提問的是:這個論戰真的是以「鄉土文學」作為主題而展開的嗎?1930年代所發生的那場論戰,真的適合被以「鄉土文學」進行定位的嗎?當我們翻閱其中的內容,可以發現當時倍受討論「鄉土文學」,不僅與這門課在一開始為「鄉土文學」所做的定義大相逕庭,「現代對鄉土帶來怎樣的衝擊?」並不是這場論戰所涉及的文學關注焦點,而這場論戰究竟含有多少「文學」成分也是一個令人質疑的問題。此外,即便不以本課程在一開始針對「鄉土文學」所為的定義對這場論戰進行討論,就算是在更為廣泛的「鄉土文學」討論範疇之下,這場論戰,相較於「鄉土文學」,更散發著濃厚的「普羅文學」氣息。那麼,令人所好奇的是:這場論戰,戰的究竟是什麼?而其中所謂的「鄉土文學」,其內涵與理解脈絡又是什麼?

事實上,當我們依循不同作者的行文脈絡進行觀察,不難發現,即便是身處於相同時代,不同討論者在使用「鄉土文學」這個概念時,也賦予其不同的內涵。它有時候是「台灣文學」的全稱;有時候又傾向現今所謂的「民間文學」;有時候以書寫的語言形式(例如:中國白話文或是台灣話文)為主要討論的對象;有時卻又以內容作為主訴。這種現象的發生,或許是身為殖民地台灣的一種抵殖的策略,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也使得「鄉土文學」這個概念產生有如1940年代「外地文學」概念一般的膨脹、曖昧。另一方面,現今的台灣文學研究體系已經具備較為完善及細緻的類型化分殊,得以進行文類的細部辨析,而這也是1930年代的台灣文壇所望塵莫及的。不論肇因為何,現今台灣文學研究所使用的「鄉土文學」一詞在內涵上不同於1930年代者是無庸置疑的,而1930年代所使用的「鄉土文學」擁有宛如百貨公司商品般玲琅滿目的內涵也是得以想見的。或許在進行任何相關1930年代這場論戰的討論之前,不可或缺的程序是,對這個概念內容的徹底釐清。

另一方面,一直以來,針對1930年代的那場論戰,期所側重的究竟是「鄉土文學」的討論?「台灣話文」的討論?亦或是「普羅文學」的討論?我一直在其文學史的定位上存有很大的疑問。但陳培豐卻在〈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一文中,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詮釋,將上述的各個面向加以綰合,做出一個合理的解釋。正是由於這場論戰的出發點並非在「文學」本身,更多的可能是關於社會底層的關照,才會導致這場論戰散發著濃重的普羅文學氣息,而不管是側重內容的「鄉土文學」或是側重形式的「台灣話文」,皆是由於策略所需,因而被援引進次的活動,進而成為論戰的一部分。

此外,當我們綜觀1970年代與1930年代這兩次論戰中的「鄉土文學」時,可以發現它們與「現代╱性」之間都有著難分的糾葛。而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在面對「現代╱性」所帶來的衝擊時,往往是站在鄉土的立場上,關懷著鄉土的流逝;但1930年代的「鄉土文學」,卻因為當代知識份子對「現代╱性」的嚮往,埋下其最終將走上失敗的伏筆。1895年至1905或1910年正值「世紀之交」,台灣由於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因此獲得了接觸現代新知的機會,這是台灣首次接觸「現代╱性」,而這時的「現代╱性」所象徵的美好,也是1970年代,那個挾帶著美日強大資本主義侵襲鄉村的「現代╱性」所無法比擬的,也無怪乎這兩個世代的人們已不同的態度面對「現代╱性」,進而生成不同的「鄉土文學」內涵及成果。

雖然同是為了殖民地台灣的未來著想,但由於當時參與論戰的知識份子各自擁有不同的出發及立場,進而引發所謂的「鄉土文學論戰」。究竟是要為了底層大眾提倡生發自土地的「台灣話文」?還是要為了引介新知、邁向現代,堅持更具溝通效益如中國白話文或日文等其他語言形式?在這場戰役中,似乎看見了大眾的落敗。那麼,針對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始末及影響的討論,是否可以「階級」的角度切入?這會不會是另一種過度的詮釋衍繹呢?

最後是一點點因時事而發的感想,中島利郎《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中關於「台灣話文」的討論,現在看來卻一點也不陌生,似乎將其直接置換為「母語」一詞,也不會有太大的違和感。建設「台灣話文」的種種策略與討論,現今也已另一種面向呈現在文學研究或是教育等層面上,「母語」與向過去所取養分的「台灣話文」一樣,也不是一個與時俱進的語言工具,我們仍舊無法普遍地使用它流利地進行學術的討論,在面對許多新穎的知識或事物時,仍舊需要援用其他語言系統的語彙進行補充。這些歷史不斷地循環著,有的或許產生了些微的質變,有的或許不停的反覆,人們能對其有持續不斷關注的熱情,是好的,但它們總是以問題的方式出現考驗著人們的這個現象,也總免不了令人對所謂的「進步」產生質疑,而感到洩氣。
2009-09-30 PM 11:19
9 年 4 個月 前

當本土性遭遇到了現代性

            趙勳達在其博士論文〈「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中提到:印度學者查特吉認為本土性「並非只是前現代過去的遺物:它們是與現代性遭遇後的新產物。」趙勳達認為這意味著本土性與現代性交會後會出現一種新型態、新樣貌的產物。一九三0年代的「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論爭」中的兩大爭論點: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依筆者看法,應該都是屬於此類的產物。施淑在〈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期台灣鄉土觀念問題〉中提到:「從文學史來看,台灣鄉土觀念的發生,是來自於一個因被殖民而破裂的現實世界的。」面對以現代的先進姿態出現的殖民主義的同化政策,使得一九二0年代的啟蒙思想者急於藉中國白話文閱讀中國「現代的」書刊報紙,啟蒙群眾,改造舊習,使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黃呈聰在〈應該著創設台灣特種的文化〉中疾呼:「我們台灣是固有的文化,更將外來的文化擇其善的來調和,造成台灣特種的文化。」一九三0年代的台灣話文與鄉土文學論戰「亦透露著對鄉土認同和族群處境的焦慮」,因為殖民者強制性的人文、物質建設會將台灣鄉土自然塑造成殖民帝國主義的價值系統規劃下的「第二自然」。因此,無論對台灣話文的贊成與否,台灣鄉土的觀念與鄉土文學皆是面對「現代化」衝擊下的第三世界文化的掙扎與反應所「改造與發展」出來的概念。

趙勳達認為台灣話文是代表現代性的中國白話文與代表本土性的台灣話文交會後的新產物,「因此它不但不能被視為一種傳統性的型態,反而應以現代性來理解。」由於陳培豐在〈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一文中認為台灣話文運動向「過去」尋求「純粹」的復古行為,不符合台灣人強烈追求近代化的欲望,自然遭到標榜打破封建,強調啟蒙、科學的中國白話文支持者的非難,更因此遭到失敗的下場。趙勳達以「五四新文學運動者反對屬於貴族、上層式的傳統,尊崇、敬愛屬於人民、下層式的傳統」與「贊成台灣話文者中有復古傾向的是新傳統知識分子如黃純青、連橫等,而非追求近代化,主張由『現行』人民的『交混式』台灣話中取經的黃石輝、郭秋生」指出台灣話文運動不面向「過去」也不尋求「純粹」,更以民族主義權威蓋爾納的「民族高層次文化」觀點(借用民間文化與人民語言,創造一種「標準化的、以識字和教育為基礎的交流體系」來抵抗殖民文化與國語政策的入侵),指出台灣話文用以承續二0年代的抵抗同化政策精神所作的理想的開創與實驗,此為「另類現代性」。

           台灣的歷史、文化有其獨特的背景,文化更有其固有的來源與基礎,隨著歷史的進展,多元的「外來」文化以不同的方式交會於這蕞爾小島之上,使得台灣的本土性既有傳統的元素,亦有現代的因子,益發顯得多采且多姿。
2009-09-30 PM 10:56
9 年 4 個月 前

由鄉土文學論戰關照現今母語的流失                                                                                               欣穎

 

  無論是二○年代張我軍提出的中國白話文一事,引起當時「守舊派」的不滿,亦或是三○年代由黃石輝、郭秋生鄉土文學的概念及台灣話文的論爭,背後的動機並不只是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而已,更有複雜的因素,為什麼會引起論爭?放眼整個台灣的社會,是由數種民族所構成的板塊,當時島上有日本人、福佬人、客家人及原住民,語言分佈多元,沒有一個共通的語言,就像電影《一八九五》那樣,客家人把閩南人的「土匪」念作「兔肥」;再者,階級問題嚴重,一般來說,文字的享用者多半是中上階級,使用日文、文言文或中國白話文,下層階級只能言說母語,就算日本人有意讓台灣人學習日文,但是日人的教育目的的別有用心,只會造成文盲眾多的情況,也許有些民族氣節的台灣人不想碰日文、或者是沒機會學習,民眾只能口說,沒有文字的情況引起知識份子的憂心(其實觀察身邊的阿公、阿媽就可知,大部份只會講母語或粗淺的中文及日語)。

 

  文學與啟蒙知識是靠文字與語言的結合,陳培豐認為台灣人追求近代化是台灣話文失敗的原因,中國白話文與日文也許真的不是最大的原因,最重要的是知識份子關心的是如何啟迪思想,又剛好以上兩種文字被知識份子使用,可是台灣人民又最常使用台灣話,台灣話又缺乏具體文字,扣合以上的問題,演變成鄉土文為什麼鄉土文學論戰最後會沒有交集,淪為各說各話的結果。誠如施淑所說,對於「鄉土文學」的概念,意義是隨著時間而增值的,但是討論「鄉土」,每每被不同的意識形態給遮蔽,看看三○年代徘徊於書寫工具、階級問題方面的討論,七○年代對鄉土文學的解讀則也是不同的論述和意見,共同要點具為台灣的社會遭到外來經濟、國家的衝擊,台灣知識份子察覺到危機意識,所以才提出這些討論課題,只是這當中又牽扯到利害關係等等的因素,也是不了了之。可以肯定的是,三○年代和七○年代的台灣知識份子對民眾生活方面、語言或是土地的記憶的討論,是一種關心的表現,可是就如現今母語慢慢的流失,是不是意味著另一個文化危機?中國白話文成為現今台灣普遍的語言,連書寫也是大宗,母語的流失是一個警訊,許多文化傳統如歌謠、傳說故事,代表各別種族的延續、提醒自己是來自何處,也是台灣這塊多元民族土地的特別之處,如果,先人的論戰能帶給現今的我們一些思考,也可以想想我們該如何讓自己的文化流傳下去。

2009-09-30 PM 10:46
9 年 4 個月 前

向「左」看齊的兩個「前進」路線代表隊


1930年代的台灣話文論爭選擇了「文學」作為論戰發生的場域,支持派將「鄉土文學」作為一種實踐台灣話文的手段、工具,反對派則「不反對鄉土、台灣入文,但批判以鄉土、台灣為書寫規則」,兩派各自選擇了「階級」為出發點,強調文學的「大眾化」,在論戰進行如火如荼之時,日本政府大力提倡國語政策,以體制方式強加滲透,企圖以國語的習得使殖民地人民能夠「同化於文明」,與此同時卻也造成殖民地的「文明覺醒」,因此,陳培豐認為即使論戰的兩派都具有抵抗殖民教化的意圖和立場,然而論戰的問題核心在於雙方對於「近代化」各自擁有不同的想像(註1),也因為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對於近代化產生不同的想像與體驗,進而使得知識份子們在文學實踐的想法上產生了差異,又因差異而複雜,因此我認為要理解1930年代的台灣話文論爭乃至於當時的台灣社會,必須將台灣社會的「文化駁雜性」又或者「多重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註2)作為思考與討論的主體,台灣話文論爭不該僅單純地以國族想像與認同來定義,必須將之與社會條件互動關係來定義。布爾迪厄(Bourdieu)的「場域」一說:「在社會結構與心智結構之間,在對社會世界的各種客觀劃分——尤其是在各種場域裡劃分成支配的和被支配的——與行動者適用於社會世界的看法及劃分的原則之間,都存在著某種對應關係。」(註3)恰可說明各種看法其間都是具有互動、鏡射的影響關係。

我試著將台灣話文論爭的兩派視為「向「左」看齊的兩個「前進」路線代表隊」,雙方皆從「左翼思想」出發,以近代化的「前進」為路線,卻又各自代表了中國與台灣白話文(也因此,我認為兩個代表隊的「大眾」事實上有其差異之處),在競賽的過程,由於受到「日本大會」的規則干擾,各自去調整奔跑的姿態,以求得勝利,只是,儘管雙方賽得氣喘吁吁,「日本大會」仍是最終的奪牌者,這次比賽(論爭)看似白忙一場,卻由於過程的衝突、掙扎與矛盾而碰撞出台灣歷史上珍貴的火花。


[1] 參自陳培豐〈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三期,台灣號(2007),台北:文建會。頁110

[2] 該說法參自陳建忠,〈差異的文學現代性經驗——日治時期台灣小說史論(1895-1945)〉,出自《台灣小說史論》,陳建忠、應鳳凰等合著,台北:麥田,2007年。

[3] 參自廖淑芳《國家想像.現代主義文學與文學現代性--以七等生文學現象為核心》頁33,該文轉引自布爾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19982月,頁11-14

2009-09-30 PM 10:45
9 年 4 個月 前

被綁架的台灣鄉土:在帝國與祖國間夾縫生存

◎台文二 黃鈺萱

 

1930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的論戰,贊成一派如黃石輝、郭秋生等人,反對派如賴明弘、克夫等,引發了廣大的討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標舉著「鄉土文學」的旗幟而兩方陣營沸沸洋洋的大吵一場,但,關於「鄉土」的定義仍顯得曖昧不明,而論爭中碰觸到文學的部份更是顯得單薄。首先,由黃石輝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開始,「鄉土文學」莫名成為論戰的標靶所在,到了賴明弘的〈鄉土文學臺灣話文徹底的反對〉,雖然已注意到台灣話文才應該是彼此意見產生交集的所在,但是正反雙方陣營對於「鄉土文學」的概念非但沒有釐清,反而更是利用鄉土、階級、普羅大眾等等的投射來模糊彼此的討論焦點。到此,我們明確可以得知的是,三十年代的這波「鄉土文學論戰」其實討論的並不是鄉土文學,簡而言之,實際上是對於臺灣話文的建設、反對與否,才是這場論爭實質的內涵所在。

 

關於這場論戰,非但未涉及文學類型的討論,反而絕大部分兩派人馬互相攻擊、澄清的部份在於「語言」的使用方式。而在這些激烈的辯證中,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主張臺灣話文的建設使用,或使反對臺灣話文成為唯一的書寫文字,這些知識分子表達的是相同的一份焦慮,即使他們以不同方式和立場宣洩出來。這些知識份子的焦慮來自於「殖民地」的特殊時空背景。深層地來看,不管是關於語言、文字或是文學雅俗問題的探討,其實背後隱藏著台灣有識份子對於殖民統治者剝奪侵略台灣可能的發展之擔憂。文學如何書寫鄉土的問題顯然不是這波論爭的關注焦點,而同理的,「鄉土」在砲火不對焦的情況下,被恣肆想像乃成為一被綁架的概念。這些擔憂的知識份子在日本帝國與情感祖國的雙重擠壓下,鄉土被簡化成現代化的殺手(以傳統、落伍視之);亦或是將鄉土置放在左翼立場的對立面,成為他們所批判的某種狹隘、反動的階級文學。

 

然而,筆者好奇的是,那麼對於這時代人來說,「鄉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或許說,鄉土的意義在被覆蓋了帝國與祖國的複雜認同之後,鄉土該怎麼呈現?鄉土是否真能做為一種方法,抵抗殖民者的挾同化的現代化政策?或是能夠透過這種方法,將眼前台灣鄉土全然納入在情感的祖國想像中?我想這場表面為探討台灣鄉土文學、實質為臺灣話文的爭論,雙方顯然站在不一樣的對話面思考對方的問題,但是他們同時關注於「台灣現況」問題亦是在這樣混亂曖昧的時代中,被擠壓的台灣鄉土所能呈現的另一種價值吧。

2009-09-30 PM 10:39
9 年 4 個月 前
口語和書寫:三○年代鄉土/話文論戰中認同物與認同的辯證
政冠

一、前言:
從1927-1932年前前後後由黃石輝、郭秋生開始提倡臺灣話文開始,展開了一場關於台灣、台灣主體、台灣語言乃至於文體、文學的論爭。雖然在兩造論述中,以台灣話文為主要的討論觀點,但就其討論的具體內容、實踐方式等等,我們仍然具有多種角度來看待這一場論爭。做為課堂討論的短文,本篇以回應、延伸陳培豐的〈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一文為主要內容。關於30年代的論戰研究討論裡,主要的觀念是提倡台灣白話文是為了爭取「文盲」或者說「廣大庶民」的台灣認同,而這種舉動當然是對抗於日語、日本認同而採取的方式。像是施淑〈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台灣鄉土觀念問題〉一文便是以此為框架;但是台灣話文運動在實際面上算是不成功的,於是這便導致施淑在此篇的結語中會寫下「鄉土台灣,這維繫族群命脈的疆域所在,終於從根本上失去了它的名字,在本土及日本在台作家的筆下,被還原成抽象方位概念的、無極的:南方。」這樣的結語。但事實上,或許關於民族、語言和認同的討論並非如此直觀和單純。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陳培豐一文,他以其研究同化、語言的角度,重新審視30年代的論戰,為我們提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看法。

二、摘要

關於陳培豐一文,我們可以用幾個很簡單但深刻的概念來理解,第一個基本概念是其博論中提出的「同化於文明、同化於文化」,用於讓我們來理解日據時期台灣人爭取日語教育的文明渴望與抵殖民意義。而第二個概念則是其文章中最核心的概念,那就是「語言不等同於認同」。文中陳培豐以此概念讓我們理解到當日本正以其全面性的語文同化教育進入台灣殖民地,台灣知識分子一方面渴求於文藝現代化,一方面卻又對於日語教育細緻到庶民口語文之中(文中以歌仔冊做為例子)感到焦慮和不安。因此方有黃石輝等人起而提倡台灣話文,欲與之爭奪大眾文化教育權。而陳培豐特出之處在於告訴我們,當鄉土話文一派以「閱讀當成識字」的反向邏輯來爭取文盲者時,另一派的反對者的因由乃是台灣話文無以支應至三○年代已有所發展的台灣現代文藝,甚至因其操作手段以「傳統」、「過去」的民間文學題材為主,都與爭取現代化的觀念有所違背。再進一步說,反對派之反對台灣話文,有其現實上的考量,而語言並不等同於認同,這是在過去論者常常會陷入的迷思。

三、延伸思考
在我下的標題有二大重點,一個是口語和書寫的關係,另一個則是認同物和認同。首先要說明的是關於文字和語言的關係,我們有一個比較方便思考的角度,那就是口傳文學(oral literature)/民間文學(folk literature)和文字、文本、作家文學等的關係的考慮。而就文中「閱讀當成是識字」能夠做為有辦法被考慮的教育文盲的手段,其基楚便是當時台灣正處於口傳社會或半口傳社會。縱觀台灣民間文學的發展,主要是以日據初期的舊慣調查事業和人類學者的原住民(番人)研究為起點,其背後藏有殖民權力與知識生產的邏輯,但相對的卻又成為台灣人認同的「認同物」(註一) 。我必須這樣說:三○年代民間文學的採集是具有反動於日本舊慣研究的產物;新知識分子重新認識到口傳敘事的價值,就觀念和實踐上具有進步的意義,而就內容則具有尋求認同/認同物的渴望。(註二) 因此我們以此做為出發點,則陳培豐在文中寫到的「這種語言立場使得其論述停留在語彚、表記的層次;在缺乏現代化資源的現實下,其思考的重點經常是傳統、過去、庶民。」的想法或許我們可以再將其細緻化與層次化;也就是說當新知識分子想像的敵人是舊的、迷信的(註三) 事物時,另一方面其認同台灣的手段卻又缺少不了「民俗的」、「庶民的」乃至「風土空間的」想像。具體而言,當陳的論文裡頭直指「歌仔冊」等『民間文學』成為「閱讀當成識字」的手段的同時,卻犧牲了現代化的成果的說法時,我們有必要回到民間文學(folklore)的觀念上加以區分。簡單的說,民間文學(folklore)就是口傳文學(oral literature)(註四) ,其具有口傳的特質和用文字書寫的文學在概念上是不相同的,其既無文字且無作者的概念,而大多數的民文傳承者都具有「述而不作」的心態。因此嚴格來講,「歌仔冊」等印刷出版的書,有作者和文字創作的概念,並不屬於民間文學。但另一方面,「歌仔冊」卻又是以民間文學的「形式」、「程式」和「內容」做為創作的靈感來源,也就是說其在特質上與民間文學有其相似處。傳統上歌仔冊的創作者主要以民間中受過書房教育的舊文人為主,而其所受的傳統文人的教育和思考模式卻正是新知識分子批評的傳統和保守。(註五)

如果我們將民間文學的發展脈絡考慮進來,則民文在日據時代扮演的認同物和認同想像的位置是需要被再思考的。進而,雖然語言不等於認同,但是我們卻有需要意識到過度低估語言的文化空間會是一場抽離本質性的「我的」認同基楚。當民文中的口傳故事只能用日語被講,那關於民文的認同模式幾乎很容易就會變成日本台灣的民文故事,而非台灣的民文故事;又或者當台灣歌謠因其不可翻譯性(不可翻譯來自於語言特色、結構的差異),台灣小孩都只唸日語歌謠時(這不正是賴和擔心的事情),語言的文化空間有其爭奪的必要性於焉展現。因此當我們接受了語言不等同於認同的同時,卻又有需要仔細的去檢驗其論述層次上的差異,並保留「等於」存在的空間。我相信,若無關於台灣話文議題的提起,就不會有日文程度相當好,且非常「哈日」的翁鬧在文藝討論裡頭討論「大廳」一詞要怎麼寫才會有台灣味的記錄出現。


註一:所謂的「認同物」乃筆者自提,主要在於區別意念上的認同,而獨立出能做為「讓人感到認同的東西」的那個「物」。具體例子像是被印刷出版的書籍(語言與文字),或是物質的民俗、習俗的民俗與口頭的民俗等等。
註二:胡萬川認為三○年代的民間文學運動,之所以無法擴大其影響力,是因為「由於為時短暫、又原有故國文化可為依傍,以及話、文的轉換書寫複雜等情形」。其中胡萬川從與芬蘭民文發展的比較裡,更加認為有原本的中國古典文化的依傍是民文運動不能成其大的主因。
註三:事實上這種思維模式其實是陷入日本知識與殖民霸權的框架之中。
註四:關於oral literature一詞,既然是口傳的(oral),又怎麼會有文學(literature)的觀念,在西方多有討論,根本原由在於口傳的無文特質與文學的「文字」特質。
註五:但台灣傳統文人在日據以來首先以其文化優勢開啟了啟蒙觀念論述卻又使得這一論題複雜化。
2009-09-30 PM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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