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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平台 / 課程討論 / 美援文藝體制與台港文學(2014秋季班) / 「區域研究」與戰後文學批評的興起:夏氏兄弟(第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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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11 個月 前
夏濟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閱讀筆記

碩一 寬義 / 103049503

閱讀了夏濟安寫的〈魯迅作品的黑暗面〉(原文刊於亞洲學會季刊第23卷第2期,1964年2月),原著以英文寫的,由林以亮譯。我閱讀後的納悶是,1950年至1959年間,夏濟安在台灣長達9年,他又不是不會中文書寫,為何要以英文書寫,再由林以亮翻譯呢?難道夏濟安寫這篇文章,是給美國人讀的,而不是為會中文的中國人寫的?如果有機會,我期望將來能拿到英文原文,拜讀一番。

總的說,夏濟安在這篇文章〈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中,把魯迅說得一文不值,甚至文章最後還把魯迅打為是文學「鬼」的創造者,而這些鬼已經「刀槍不入,沒人能把它弄死」。

我以前讀過的一些文章,都告訴我夏濟安和夏志清是台灣文學理論與批評,「新批評」派的祖師爺(還是我聽錯了,或記錯了),夏濟安在《文學雜誌》創刊不久的一卷二期,寫長文一篇:〈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運用「新批評」手法,親自操刀評論當代小說。而「新批評」理論之所以保守,因為它一貫把作品從社會和文化中孤立出來考察。

但讀夏濟安的〈魯迅作品的黑暗面〉,在徵引魯迅的文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時,確不斷運用社會和文化觀來佐證他的批評,魯迅的作品有那麼不堪嗎?

我整理了夏濟安就這篇文章所述,批評魯迅的作品的重點如下:

1. 首先以《說唐》力撐千斤閘的綠林好漢的事蹟開始。(黑暗閘門的意象)
2. 引述〈我們怎樣做父親〉:負重的巨人和孩子都是叛徒。
3. 引述〈寫在墳的後面〉:評魯迅反對古老、迷信、殘忍等舊中國,但他的文體、句法、思想都受到文言作品很深的影響。
4. 引述〈青年必讀書〉(頁16):憤懣古中國文學。
5. 引述〈死〉《且介亭雜文》,「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但他的成名卻在自評頗低的作品上。
6. 引述〈死火〉,評好詩均為舊體詩,比美白話文。
7. 挑戰傳統卻無法逃避傳統。

8. 引述〈我的失戀〉,《野草》:24首詩,只有一首讀起還像白話詩。
9. 引述〈影的告別〉,《野草》:把白話文平民化主義之理想的窄境。
10. 引述〈墓碣文〉,《野草》:主題如〈狂人日記〉食人主義。
11. 黑暗的閘門:重量一,傳統的中國文學與文化;二作者本身不安的心靈。
12. 引述〈現在的屠殺者〉,《熱風》:批他的希望與抱負消失了;舊中國與死亡。(何者討厭?)
13. 引述〈死〉,《野草》:靈魂。
14. 批〈無常〉與〈女弔〉:目連戲,側引周作人〈談目連戲〉,《談龍集》。提醒大家:魯迅的小說世界和目連戲中的世界相似,兩者同具有恐怖、幽默、和最後得救的希望。對於魯迅而言:中國是他那犯了罪的可恥的母親,而她的兒子必須承擔和洗刷她的罪衍。

15. 天才高於胡適及周作人,但未達胡適及周作人的寧靜境界。魯迅並非代表五四除舊佈新的普及運動的代表人物(胡適才是)。魯迅代表的是新與舊的衝突及其他超越歷史的更深的矛盾。
16. 批魯迅是一個情感不穩定的人,他可以有時悲,有時喜,有時古怪,有時憤怒,有時輕鬆愉快,有時冷酷無情。
17. 魯迅天才的一面─閃爍的機智和用字的精煉,具有光華奪目的效果。
18. 魯迅的小說作家生涯,開始極有希望,可惜沒有繼續下去。
19. 魯迅缺乏一部長篇巨著,他那些研究生活黑暗面的短篇小說,可算次一等的傑作。
20. 魯迅的散文詩和幾篇小品文,都是被鄉愁、帶有無助感的同情、孤獨奮鬥中失敗的預兆,和荒蕪和敗落的景色所籠罩。
21. 評魯迅用筆創造的鬼,從此刀槍不入,沒人能把它弄死。

對於讀書還不夠多的我而言,我不懂為何夏濟安不也用他熟悉的新批評來論魯迅的作品?何以改變?這些都是亟待我未來繼續尋找答案的。
2014-10-31 PM 11:02
2 年 11 個月 前
 去政治性,本身就極具政治性?   彭玉萍

 

陳國球教授論述香港評論家李英豪,以非政治角度解讀詩作之姿:

然而,我們都知道,這種「去政治」、「非政治」的姿態,本來就是一種清晰的「政治」立場,都是對特定時勢的社會文化的「政治」反應。事實上,無論「新批評」前驅的艾略特,或者美國「新批評家」,都不是避世的藝術家或者不問塵俗事的隱士,他們的政治意見強烈而清晰。

由上述論述所觸發的思考開始,夏志清細膩且鍾情的評述、妥貼安置「張愛玲」,評論者有個無法去除的中心就是中國文化的傳統,自張愛玲大三上海淪陷「那時候上海文人不是受到日本帝國主義所利用,就是那些只談風月的周作人派散文家,寫作的環境當然並不好。但好在那輩本來氣焰囂張的左派批評家倒銷聲匿跡了,張愛玲可以不受左派理論的影響,安心培養自己的『風格』」(338)、「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和左派作家從內地回到上海……張愛玲頗有自知之明,在這時期改寫電影劇本。」(357)、「她一定也看了很多共產黨的戲和電影,讀了很多共產黨的雜誌,她把自己所直接觀察到的真實情況和共產黨官方的謊話對比,更深刻地瞭解了大陸的慘狀」(357)這些論述中,「張愛玲」不僅是聰慧、與之共產黨壁壘分明的姿態,且《金鎖記》明顯受了中國舊小說的影響,而且是探究於時代遭逢之下的隱微人性,「張愛玲」的中國性、歷史感、反共、挖掘人性的美學層面,而魯迅「狂傲」地去中國性的黑暗、左翼性格,則被貶為「為其時代所擺佈,而不能算是他那個時代的導師和諷刺家」。且魯迅之弟周作人則被評為「只談風月」的散文家,夏志清的「感時憂國」路線容不下周作人,而魯迅惡魔詩學式的「感時憂國」也走錯了路線,只有「張愛玲」相當符對夏志清站在冷戰與區域視野下的論述脈絡。且夏志清論述張愛玲時,常將其與西方文學家相提並論,如以《秧歌》中金根、金花兄妹情的描述與之艾略特《河上磨坊》相比等等。「張愛玲」是一個含括非常多相似詞、相異詞的集合體:關於中國、西方、舊小說、人性挖掘、嘲諷、同情……

在此冷戰框架之下,共產黨無疑是惡魔化身,但夏濟安、夏志清又如何看待當時是自由中國代表的國民黨?他在論述張愛玲《傳奇》時提到,小說中自清末到中日戰爭,革命過後的新環境與生活其中的中國人,仍舊是難以鑲嵌的狀況:「國家雖已是民國了,經濟上工業上的進步更是曠古未有,但是舊風俗習慣卻仍舊深入人心……或者廣言之,是一個衰頹中的文化。」(342)筆者並非要強加解人,直截說這是夏志清暗藏對國民黨的批判,筆者想說的是國民黨使「民國」得以誕生,但之後的中國卻是「衰頹中的文化」,張愛玲筆下的文本背景與人物的錯置與哀鴻遍野,所訴諸、指控的是「國家」嗎?而夏志清站在冷戰之下,國共分治,中國失據的狀況;與張愛玲《傳奇》的遙相契合,這研究對象與研究者間的時空之隔,瞬間他們似乎有共通的傷痕且隱隱作痛。

再回到哥哥夏濟安的研究路徑與研究性格,無疑的,夏濟安更為貼近我,且更為我認同。而夏濟安在〈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一文,他認為細心的評述下,顯然是對彭歌的寫作與題材寄予希望,他指正彭歌以自然主義似的手法寫作,導致後半部女主角去重慶與抗戰勝利後的北平情節相對薄弱,原因就是彭歌經驗缺乏,暴露出自然主義手法的缺陷。這樣的情況非常熟悉,正如同張愛玲在《秧歌》中嘲諷共產黨派來的宣傳寫作員,以想像和考據的手法創作宣傳戲劇的窘態。而此篇夏濟安提及:「本文脫稿之日正式環球戲院改演電影的開幕第一天。臺北從此沒有演平劇的劇院了,愛好平劇的彭歌先生恐怕要為之嘆息不已。平劇實在是沒落了,假如台北真有余心梅其人,不知將作何感想。」他還提及,結局主角「余心梅勞過軍,決心去從軍,參加軍隊康樂工作(雖然這個決定來的太突兀了),那麼這個樂觀尾巴還可以說有點振奮人心的作用,因為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假如他決心重返舞台,拾起她已經丟棄了的『事業』,那麼我不知道他如何樂觀起。因為『時代潮流』明明放在眼前:平劇沒落了。

上述的論述引用,夏濟安其實委婉指出,彭歌反共創作的光明結局的牽強,且現實台灣中平劇儼然沒落,平劇作為文化中國的象徵,其中的文化鄉愁與惆悵,夏濟安的筆觸已流洩出來。或許這也如同夏志清評述張愛玲《傳奇》,背景與人物的錯位,這樣的精神面貌,不單單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的共感,倘使可以更敞開的思考「新批評」、「現代主義」等寫作技法,是否這樣具有文化鄉愁、流亡一代的人,更需要人像、情感、精神溫度的熨燙,寫作技藝並非僅止於外在形式,更可能是一種可以更為展延出內在記憶的方式。夏志清、夏濟安、張愛玲的連結,應該還有更隱性的一種精神共感。

職是,這樣一種背景與人物錯位的指出、哀嘆、敲擊心靈的舉動,是否可以視為一種潛伏的精神政治,算是冷戰區域研究之下的另一伏流與再思考可能。

2014-10-31 AM 2:01
2 年 11 個月 前
王品涵

台大台文博四
 
一、夏氏兄弟與周氏兄(弟)

讀完本周文本後,我最大的好奇並非夏氏兄弟在區域研究的影響下,對魯迅同中有異的解讀,而是好奇,他們怎麼看周作人。作為魯迅的胞弟,與魯迅有著相似又不同的文學軌跡,然而夏氏兄弟的關愛目光,投往魯迅身上的,似乎比投往周作人的要多得多。剛剛想到這個問題時,我想我應該還是要對魯迅與周作人有更深的了解再來詢問較好。然而我又想到了《中國現代小說史》,作為文學史所引發的風潮(諸如,張愛玲、沈從文與姜貴。論者每每以之證成夏志清的慧眼獨具,但由大眾的層次來看,實際上現在風行的卻也只有張愛玲,這又是為了什麼呢?筆者並非欲否認夏志清對於當代理解張愛玲等作家所做出的貢獻,然則此一狀態,似乎也說明了在夏志清的慧眼之外,張愛玲的流行與沈從文的沉寂,或許仍另有他因。)設若文學史是「正典」的建構史,是建立典範強而有力的工具,那麼為什麼要談魯迅,而不談周作人呢?箇中的(美學)典範與需求又是什麼?

遺憾的是,這僅僅是個問題(或許還是個很不成熟的問題)而我還沒有答案。

 

二、魯迅與「世界」文學

接著我想到,我想不起來魯迅這個名字是何時進入我視野裏的。

但我記得志文新潮文庫那亮亮的書皮在書店日光燈下反射的光,想得起翻動卡謬、褚威格、赫胥黎、馬奎斯等人作品時書頁給手指那帶點滑順的紙張觸感。西方文化事實上非常早地就進入了我的生活。施淑經歷的「不快樂的六O年代」,除了大學生活外,某個程度上其實巧妙地平行移植到了「懵懂的九O年代」。八、九O年代的社會,也許政治上紛紛擾擾,但中學生卻依舊沒到被「准許」關心這些「國家大事」的年紀(事實上,到了現在,彷彿還是有一種言談,認為學生關心國家大事是荒唐而不守本分的)而所謂的「國外」呢?呈現的若非高級知識分子們那些艱澀而帶著光輝的思想外,就是淋漓盡致的娛樂了。我喜歡看書,回想起來,當時看的都是「世界文學名著」──只除了那個「世界」,似乎並不包含「中國」或「台灣」(最接近的,很可能是賽珍珠的《大地》)。我的文學品味,也因此顯著的向「世界」靠攏,而由此形構出來的「位階」,似乎也就不言可喻。

有趣的是,這樣的「位階」僅限於當代文學。如果談到中國古典文學,那又是另外一套彷若外罩結界的體系了。

 

三、區域研究

實際上我相當好奇區域研究的運作模式。據稱,它是擺脫門羅主義後的產物。從這個角度來看,區域研究實際上是美國「補課」的一個過程。而若如是,則如何補?又從何時開始由「補課」到「開課」?除了夏氏兄弟外,開課的老師們還有誰?授課的領域呢?而現今台灣也不乏「區域研究中心」,這是美國文化的影響、是學術修辭的偶然,或是其實也滿懷「開課」的野心?

四、政治、文學與自身

我反覆的打,又反覆的刪除,大約就是沒辦法把概念清楚的表達出來吧
。但仍想留目以存念

2014-10-31 AM 12:58
2 年 11 個月 前
準散文研究者的牢騷

政大台文碩三 趙弘毅


提及「區域研究」,我總先想到周蕾的《世界標靶的時代》。周蕾在這本書中將區域研究、後結構主義、比較文學三個關鍵詞聯繫起來的關鍵,便在於冷戰架構之下,美國企圖運用學術研究進行合法的冷戰情蒐全球布局。而當代台灣學界諸多文學研究人才,赴美深造所拿的獎學金,以及畢業的系所——比較文學系、東亞所——仍舊可以擺在這樣的架構中檢視。

當然,夏濟安與夏志清兄弟在美的中國文學研究,以及兩人對台灣文學典律與批評的影響,也是在此一脈相承的冷戰學術體制中進行。這樣的提醒,讓我不禁回顧大學時代所理解的台灣大學時期的夏濟安——他在《文學雜誌》的文學實踐與當時文學體制的關係。在我的印象中,當文學史強調《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的「現代主義」血緣關係,與國民政府標榜的「反共戰鬥文藝」兩相對立對立起來,進而將現代派的文學實踐詮釋為知識分子的消極抵抗時,最常看見的佐證,往往是夏濟安在《文學雜誌》創刊第一期的〈致讀者〉中,提倡「樸實、理性、冷靜的作風」,認為「說老實話」比華麗詞藻更為重要的文學觀。然而,這並不代表夏濟安不「反共」,頂多只能被理解為對當時反共戰鬥文藝的不滿。事實上,在夏氏兄弟的文學研究中,他們的反共傾向是可以被清楚指認的。那麼,倘若夏濟安也反共,那麼為何在《文學雜誌》中,我們仍沒有(或者較少)看見反共文學呢?畢竟,反共文學總不會是整鍋壞粥吧?

要深究夏濟安對台灣文學的影響,美援文藝體制確實擁有關鍵影響力。新批評引進、《現代文學》的西洋現代主義作家翻譯,無不可以擺在冷戰體系中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學術佈局中來理解,包括我們當代的「文學研究」方法及學術體制,都在在受其影響。對於想做「散文」研究的我來說,「研究方法的缺乏」,某種程度上,即是這個奉歐美文學研究話語及體制為圭臬的學術體系所導致。我一直認為,倘若要尋找一個調整既有台灣文學研究典範,散文也許是一個很好的施力點,因期較諸小說與詩,似乎有更龐大的中國/華語文學傳統。我甚至覺得,找不到方法研究散文並不是這個文體本身的問題,而是這套學術體制的缺陷。當前的散文研究,幾乎都是借用小說研究的方法來進行,但有沒有一種可能:試著回到清末的文獻去尋找,在那個中國傳統問題大受衝擊的時代,知識分子的是如何討論散文、寫作散文的?把握這個相對傳統的文體在美學上的震盪後,也許可以再進一步觀察這個階段的變遷到了遷台後的延續與斷裂,從而較自信的摸索出一套標準、方法來。

不過,也有人說,要不是因為升學考試始終有「作文」科,散文早就滅絕了。這會不會也是從既有學術典範出發的觀點呢?
2014-10-31 AM 12:06
2 年 11 個月 前

閱讀夏氏兄弟:文學評論與學術體制

美援文藝體制與台港文學

博一 婷婷

綜觀本週閱讀文本,不難發現,在冷戰時期(1945-1991)與戒嚴時期(1945-1987)重疊的年代裡,於雙重官方力量的推動之下,特殊的文學場域逐步建構完成,並大致落實為「作家作品─大眾反響/集體思潮─學者評論/學術走向─國家體制」的四層結構。

其中,「國家體制」一方面指向了國民黨的反共文藝體制,另一方面則指稱著以「美新處」為首的西化/現代化美援文藝體制,兩者相輔相成,有著共同的「敵人」,故而內部方針雖有矛盾之處、外部宣傳亦不全然相似,但一開始皆能和平共處。此外,若將前兩週所細讀的陳映真小說及台港通俗文學的相關論文,視為相異作家在龐大體制壓力之下的不同因應策略,及「國家體制」如何通過「作家作品」來影響「大眾反響」與「集體思潮」的具體實踐的話,那麼,本週便聚焦在了更為抽象、也更為後設的「學者評論/學術走向」的部分,旨在說明美援體制影響層面之深廣,及特殊時代下的「政治」與「文學」,乃至於「文學評論」之間的密切關係。

而在釐清知識系譜的架構,並經過漫長的閱讀之後,筆者發現,嶄新學科的建立,及其與傳統師生關係的結合,是美援文藝體制下的一個十分特殊,卻也十分有趣的現象。無論是呂正惠之於顏元叔、李歐梵之於夏濟安,又或者是無師徒之名、卻有師徒之實的王德威之於夏志清,在在都讓讀者們看見了學術傳統的延續。那承繼的卻不只是研究的題目與觀點,尚有對於世事的思考方式與個體的人生走向,而在某些時候,就連論述時的盲點及侷限,亦一併流傳了下來。以夏志清為例,於《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中,其看見了「投共以後」,不能避免「那個時代的感情偏見」,且「創作力枯竭」(P.44)的魯迅,看見了「默默地觀察上海和附近村鎮在共產黨暴政下的生活」的張愛玲,卻看不見前者其實終其一生都身處於「中華民國」的統治之下,也看不見隱身於後者身後、持續以金錢來贊助寫手的「香港美新處」;更甚者,亦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也身處於冷戰學術體制的暴風圈之中,像人偶一般,被幕後象徵著國家權力的無形巨手所擺弄著。

在「不知」、「不能」與「不為」之間,總有太多選項以外的皺褶尚未被鋪展,同樣地,身處於動盪不安的年代裡,政治立場的取向,也往往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然而,對此,夏志清卻似乎並未多加留意,而是坦然地在論文中運用了許多政治色彩濃厚的語言,使之凌駕於文學美感之上,並讚揚了貌似與自身意見相同的張愛玲,而對立場看似相左的魯迅,則進行毫不留情的猛烈批評。此與李歐梵所言的,「夏先生的政治立場從來沒有干涉他的文學評論」(P.26)之語相互矛盾,亦使王德威筆下的「他(即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不遺餘力的批判那些或政治掛帥或耽於濫情的作者,認為他們失去了對文學真諦的鑑別力」(P.109)等文字顯得無比諷刺。

前人的盲點,在情感的驅使之下,成為後人所試圖回護的缺漏之處,亦成就了難以自圓的侷限。關於這點,我們似乎可以理解,但並不代表這便有利於學術生態的發展。因此,需要繼續叩問的是,國家體制的因素如今是否依舊具有影響力?學術傳統中的師徒制度是否亦有其利弊?純粹的文學評論真的存在嗎?我們又會否在不知不覺之中,被自身的意識形態所囿而不自覺呢?以上種種,想必都是值得再繼續思考的。

 

 

2014-10-30 PM 11:35
2 年 11 個月 前
從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試探夏、張兩人的「真」
台研教碩一
黃炳彰

1961年夏志清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以專章深入並肯定張愛玲小說的成就,在夏志清贈書予張愛玲後,兩人始通信,這段通信的情誼維持了超過三十年。夏志清(2013)曾述:「張愛玲為了生活不得不做她不喜歡的事,教書,做研究非其所長。她不與人接觸,只能寫她熟悉的事,她改寫《怨女》、《半生緣》說的都是老上海,揭露中國人的醜陋,不合美國人的胃口,得不到出版商的青睞。除皇冠的稿費沒有固定的收入,耽誤了看好醫生,將皮膚癢當作跳蚤侵蝕,屢次搬家,影響了她的創造力。真為她惋惜。」(註1)張愛玲在上海解放後,顛沛流離至香港,再至美國,一生有過兩段不完美的婚姻,晚年也遭受身心病苦的折磨,然而她始終不放棄創作,即使僅是為了餬口或是獨立照護重病的丈夫。

值得注意的是,張愛玲的創作與工作始終與美國區域研究體制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例如在香港受美國新聞處委託而創作的《秧歌》與《赤地之戀》,以及受夏志清推薦而得以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從事中共術語相關研究。後者因為她的不通人情世故,未能與主管陳世驤教授溝通,遭之解雇,信件編號50及夏志清的按語皆有詳細說明。因之,陳建忠(2013)教授述及:「張愛玲在五○、六○年代的作品,恐怕不能只放在中國當代文學,或香港文學的格局來理解,而是更聯繫著中國、香港、台灣、美國遠東政策、東亞冷戰脈絡所生成的。……實則她更像是一個流亡者,一個流亡在文學史與政治正確史上,因而無家可歸的文學吉普賽。」(註2)。

王德威(2013)述及:「病是災難,也是隱喻。……她以肉身、以病、以生命為代價,來試煉一種最清貞酷烈的美學。……現世的家常人生,洋芋沙拉與西瓜,張愛玲從來無緣享受;但她把她的祝福與希望寄託給夏家一家人。」(註1)我以為張愛玲的「真」近與此,她可以選擇與現實妥協,寫作符合美國大眾文學的脾胃,甚至有機會循著夏濟安、莊信正的路線,走向符合西方標準與明確反共的正統學術地位,但她完全沒有考慮或是在此費心鑽營,她依然選擇做她熟悉的自己,即使現實生活使她顛沛流離、使她焦慮惶恐。漁父的〈滄浪歌〉對之屈原的寧赴江流,一如是。

即使呂正惠(2014)述及:「我覺得夏志清太執著於與西方文學的類比(契訶夫的苦味),而比較不求諸於閱讀時的直接感受。」(註3)然則,比之於註定悲劇命運的張愛玲,夏志清教授一生亦秉其「真」:對於自身反共立場的坦然、直承不諱以西方標準來評斷中國作家作品、真誠惜才且相助於天才但不通人情的張愛玲、珍藏並出版象徵彼此情誼的信件等。今日我們回溯冷戰時期,在其特殊的時空下,確實可以理解夏志清如何作為一個美國區域研究體制下的學術佼佼者,並將之影響力遞回港、台、中國及其他華文世界,若非如此,夏志清何以能是夏志清呢?又或其時在美國境外,能否產出另一個華文界的夏志清?據此,對於夏志清的評斷,我們便可以有另一個不同的視角去加以理解了。

參考資料:
1.夏志清編註(2013)。《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台北:聯合文學。頁8、396、400。
2.陳建忠(2013)。〈從《十八春》、《惘然記》到《半生緣》─以書信線索看冷戰時期張愛 玲小說的改寫問題〉。《聯合文學》第340期,頁71。
3.呂正惠(2014)。〈戰後台灣小說批評的起點─夏氏兄弟與顏元叔〉,《台灣文學研究自省錄》。台北:台灣學生。頁166。
2014-10-30 PM 9:56
2 年 11 個月 前
 

文學典律與美學品味的形構




台文所碩三 何欣怡



  一九五0年代,處於反共的國家文藝體制下,夏濟安籌組了《文學雜誌》刊物,並透過《文學雜誌》開始大量譯介英美文學作品,使現代主義逐漸成為台灣文壇的焦點;同時,他也引進了英美「新批評」的文學研究方法,帶動了以「新批評」詮釋文本的風潮。夏濟安其弟夏志清也在這段時間將張愛玲的作品介紹至台灣文壇,他在《文學雜誌》所登載的〈張愛玲的短篇小說〉一文中,對於張愛玲的作品多所稱頌,在其書寫的專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亦用了大量的篇幅析論張愛玲小說的種種精彩之處。從台灣文學的進程來看,夏氏兄弟對於台灣文壇的影響,並不僅是一個時代風潮,而是引導台灣文學史走向的重要因素。

  透過近年來學者的研究,我們可以了解到美援文藝體制如何左右當時代的文壇走向,夏濟安的《文學雜誌》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或多或少都接受了美援文藝體制的援助。於此脈絡之下,我們勢必要回頭檢視夏氏兄弟所引領的文壇風潮,與其對文學史所產生的影響。在此,我試圖討論兩個議題,一為文學典律的建立,主要集中討論張愛玲作品的「經典化」。其次,從張愛玲作品的「經典化」進一步延伸,對於「美學品味」的形構進行探論。

  張愛玲作品在台灣文壇的火紅程度,是其同輩作家所難以望其項背的。夏志清是引進張愛玲作品的第一人,但張愛玲作品在進入台灣文壇後,在文學市場的「接受」過程,又與文學場域及其他複雜因素有關。在此先不論張愛玲作品在書籍市場的「接受史」,而從張氏作品的「經典化」來看,夏志清可謂居功厥偉。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花了眾多篇幅對於張氏作品進行精彩析論,作為一個作家,張愛玲相較於魯迅,似乎更深獲夏志清的喜愛。在閱讀《中國現代小說史》時,讀者不難發現夏氏的反共意識形態;由此,似乎可推斷夏氏因其個人意識形態,而對於魯迅與張愛玲作品有了相當主觀的品評。夏志清在學院的體制之下,為張愛玲作品進行了相當程度的宣傳,而在其大力稱頌之後,深受張愛玲作品薰陶的後輩作家,在學舌之外似乎也另闢蹊徑走出了一條「張腔」之路。然而,頗堪玩味之處,張愛玲作品經典化所帶起的仿張氏創作筆法,在往後似乎又逐漸式微,成為當時代「張腔」筆調作家力圖轉型時,所欲擺脫的特質;然而,環繞著張愛玲的「美學品味」,仍舊是台灣文壇不朽的典範。

  夏濟安所引進的「新批評」研究方法,在學術與文學評論界中,隨著新論述方法的引進,使其地位不再獨霸一方。而現代主義潮流,在台灣文壇的「接受」過程中,也產生了質變,與台灣在地特質相互雜揉,產生其獨有的特色與價值。然而,已經深植人心的文學典律與趨近集體無意識的美學品味,似乎在不知不覺中引領了文學的潮流,也許我們仍無法得知這股潮流將何去何從,但其究竟「從何而來」,我們必得一再探究。


2014-10-30 PM 7:47
2 年 11 個月 前
魯迅評論比較
台文所博二 白春燕

夏志清對於魯迅的批判(注1)主要在於指出魯迅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專注於雜文寫作以掩飾創作力衰竭的現象(頁44)。除了魯迅的後期雜文之外,夏志清也批評魯迅1926年以後書寫的小說集《故事新編》(1935),指稱魯迅心底對中國感到悲觀,卻害怕流露出來,因為這相左於共產的信仰。因此魯迅只好埋首於諷刺時政的工作,寫出了淺薄零亂的小說(頁40)。此外,夏還批評魯迅後期大量的翻譯工作,說是為了彌補因創作力枯竭而感到的良心不安(頁44)。夏對於魯迅前期小說予以讚賞,但對於後期雜文及翻譯作品並沒有進行細緻的檢討,就以一句〝創作力枯竭〞來全面否定。夏認為,魯迅創造力衰退的原因在於他成了共產主義的文壇領袖。由於魯迅的新政治立場是淺薄的,他若保持之前創作時的誠實態度,便會將這個淺薄暴露出來。為了維持政治意識的一貫性,只好放任感情枯竭,因而導致創作力衰退(頁40)。夏之所以能把魯迅後期作品的「淺薄零亂」怪罪於共產主義,是因為其立論基礎在於魯迅創作力衰竭。然而,魯迅後期作品真的是淺薄零亂的嗎?魯迅真的面臨創作力衰竭的問題嗎?對於在今日被我們視為一個偉大文學家的魯迅,這樣的評價似乎是匪夷所思的。
關於這個疑問,我們從陳建忠老師的「美援文藝體制」研究(注2)可以得到解答:夏志清的魯迅論是反共立場對學術研究的干預所故意造成的誤讀(頁220)。不過,如同陳建忠老師指出的,魯迅必然可以掙扎冷戰文化下的誤讀,重新得到新的理解(頁220)。從現在中國、日本、台灣等地對於魯迅持續給予高度正向評價的這個事實來看,魯迅確實已經被重新理解了。
另一方面,若是我們從同時期其他學者的魯迅論來對照夏志清的論述,或許可以更鮮明地照映出「美援文藝體制」對文學的干預狀況。中國文學及文化研究者竹內好(1910-1977)在1940、50年代的魯迅研究,曾經被視為「難以逾越的高峰」(注3)。竹內好在戰争時期寫成他的名著《魯迅》(1944),建立了「竹內魯迅」不可動搖的地位。他在戰後寫成的魯迅研究代表作《魯迅入門》(1953)(注4)應可做為我們探討的材料。竹內好在討論《故事新編》時,指出該書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題材上的特殊性:「八個短篇都取材於神話、傳說、歷史等。而且取材的年代也從神話傳說到歷史年代的相互關聯」,「從著手寫第一篇到編輯成書用了〝足足13年〞」之久。相對於此,前述夏志清指稱,魯迅在1926年之後,由於害怕流露悲觀看法,埋首於諷刺時政的工作,因而寫出了《故事新編》。我們從該書作品的寫作年份(1922-1935年)來看,就可以輕易看出夏志清在論述上的錯誤。其實竹內好對於《故事新編》的評價是負面的,他認為該書在整體上並不統一,即使其中比較成功的作品,也感覺完整度低,似乎留著一些潛在的東西。不過,即便竹內將之視為失敗之作,但仍認為,我們「也只能想像它可能有很多問題,卻無法來證明它有什麼問題」。相較於竹內好這種務實的研究態度,夏志清的評論便顯得武斷。竹內好最後指出,「如果作品是完整的,則可以不用作品以外的東西來衡量作品,不過像《故事新編》那樣完成度不高的作品」,「不僅要看魯迅對傳說或者史實的解釋是什麼,還要調查他的論争態度--也就是支撐這一解釋的他的現代批判」。竹內好的這個論述使得夏志清慣用的、只關注文本主體的新批評手法失去有效性。不過話說回來,夏志清在批評《故事新編》時,卻已放棄新批評手法,只留下了臆測的、情緒性的文字。
我們從竹內好和夏志清對於《故事新編》的討論,可以清楚比對出夏志清的魯迅論表現出論述錯誤、武斷、以及放棄批評手法的態度。造成夏志清此一態度的,便是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反共立場所做出的干預。因為夏志清在評論魯迅時是帶著反共的預設立場,評論結果必須為反共立場服務才行。至於是否論述錯誤或武斷、以及放棄批評手法,則已是次要之事。

注1:夏志清著,李歐梵譯〈第二章 魯迅(1881-1936)〉,《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頁27-48。
注2:陳建忠〈”區域研究”視野下的文學研究--冷戰時期夏濟安與夏志清的魯迅論〉《世界魯迅與魯迅世界--媒介、翻譯與現代性書寫》(中國傳媒文學出版社,2014.3),206-220。
注3:靳叢林《竹內好的魯迅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1。
注4:竹內好《魯迅入門》(東洋書館,1953)。引自 竹內好著、靳叢林譯《從「絕望開始」》(北京:三聯書店,2013.3)。
2014-10-30 PM 1:56
2 年 11 個月 前
        戰後台灣的文學批評標準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這大抵是乏人聞問的問題,因為標準人人皆有,然對於潛在的、支配性的美學品味、評價標準等巨大無形的感覺結構,我們多習焉未察,而更普遍的情況乃是我們無力覺察。
        這個單元我們考察夏濟安(
19161965)與夏志清(19212013)兩兄弟在195060年代的「魯迅論」。他們居留台灣的時間不長,但卻對台灣文壇與學界有著重大影響,因為他們正是代表著冷戰時期「仲介」東、西方文學與文化的學者,其中當然也包括仲介他們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成果。夏氏兄弟自中國大陸出走後,195060年代間都曾以學者身份居留在美國,並在此時期接受冷戰學術體制所提供的研究資源,進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可以視為戰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海外的先驅,正是「區域研究」中「中國研究」或「亞洲研究」的重要個案。從台灣的美援文藝體制,到美國本土的「區域研究」下的夏氏兄弟之中國研究,實體現了冷戰時期世界性文化冷戰體系對文學與學術的影響幅度,可謂既深且廣。
        如今,我們要理解自己在冷戰中被建立起來的的批評傳統,卻必需先
回溯到發生於美國本土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來尋找答案。美國不只在第三世界設立「美國新聞處」等組織以推動文化反共事業,同時在美國本土為中心所建立起的之學術體制,亦扮演了另一層面的冷戰學術工作,以加強對非西方地區的情資收集、分析與政策制訂,而「區域研究」顯然便是當時最普遍通稱的冷戰學術領域。
        從冷戰時期的文學批評建制過程來認識「美援文藝體制」的另一面向,或許不是一個全新的發現,但應當是一個翻轉我們認識自身世界觀、美學觀何來何去的契機。
2014-10-28 AM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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