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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平台 / 課程討論 / 美援文藝體制與台港文學(2014秋季班) / 香港美新處與「妥託寫作」: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第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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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11 個月 前
 閱讀張愛玲:紀實與虛構

美援文藝體制與台港文學

博一 婷婷

        綜觀本週文本,筆者發現,在評論張愛玲及其《秧歌》、《赤地之戀》等反共作品時,無論正面與否,學者們的論述總會或多或少地涉及到「真實」二字,並以此作為判斷的重要依據。如趙稀方在〈也說《秧歌》與《赤地之戀》〉一文中,援引了柯靈的說法,認為「《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P.127),並認為此兩部反共小說已被政治思想所操縱,故「在張愛玲的小說中應屬於敗筆」(P.126)。與之相反的,通過闡述土改革命的具體型態、並對此類題材在文學作品中所呈現出的樣貌進行對比,陳思和在〈六十年文學話土改〉裡,則經由暴力因素的相關描寫與思考,側面地肯定了張愛玲作品中的「真實」面向,也瓦解了趙稀方自認根植於真相本身,對於一切「虛假」進行批判的論述正當性。

        然而,在一連串你來我往的爭論脈絡中,筆者卻不禁思考起了美學衡量方面的盲點:意即,文學作品本就是「編造」而成,何以需要對所謂「真實」負責?再者,又是否立足於現實基礎上、處處皆有跡可循者,方具備深度、意義與研究的可能性呢?若將「真實」做為唯一的評價標準,想必許多寫實主義外的作品皆一文不名,更甚者,就連被「寫實」二字包括在內者,亦因經過了文字與意象等方面的藝術加工,而難以經受嚴苛「真實」定義的考驗,最終本末倒置,再無一倖免。是故,筆者竊想,文學作品講究的應為想像力與表現力,而非趙稀方筆下、單一又狹窄的「真實」,且文本本身的存在,即為真實──那既是主觀的,書寫者的寫作狀態、個體思想與情感,也是客觀的,被書寫、描繪出來的文字與意象。

        正如艾曉明所述,「小說不全是由立場所構成」(P.35),那些「立場」是真的,它暴露了作家在動盪時局下的無奈,而那些「立場」之外的事物,自然也是真的,因它正是作家在無奈的時局之中,對於多重國家體制的因應與反抗。是故,在《秧歌》的文本裡、譚家三人對於「『那回』那件事」(P.136)的回想中,我們看見了張愛玲針對日本侵略者拉伕、奪糧、隨意折辱婦女等暴行的冷筆描寫與隱然批判;而在《赤地之戀》中,通過對地主夫婦可怖死態的描繪,張愛玲書寫出了共產黨統治下的兇殘時代、異化世界,與時勢之上無能為力的少數善者,乃至於集體無意識的麻木眾人;此外,在閱讀了被「淨化」的版本之後,經由平鑫濤「小說中描寫共產黨員辱罵國民黨政府,甚至對先總統蔣公也頗有譏諷,在當時的書刊檢查之下難獲通過」(陳,P.299)的文字,我們似乎也能揣想張愛玲對於蔣氏政權的不信任感,讓她自可大書其心中言語,沒有絲毫顧慮與尊敬的必要。

綜上所述,在需要被考量到的「真實」指向業已明確的前提之下,筆者發現,要求作家擱置所有虛構的成分與藝術層面的加工,而僅純粹地書寫被政權所認可的唯一真實,此舉其實是不甚合理的。張愛玲不是機器,並非只要經由美援體制輸入指令,就會自動生產出一本毫無個體情感與思想的小說。而在反日、反共與反蔣等因素皆隱約可見的立場之上,再加上日後通過他人文字所傳達的、對於美方指導之寫作方針的反思與不滿,張愛玲讓我們看到了多重批判與多向反抗的並存可能性──我們可以在綠背體制的援助之下批判共黨,自然也可以在共產中國的推動之下批判國民政府,並且,亦可以在批評日方對於歷史的誤植之際,順帶意識到了美方的文化殖民與其弊端,並對之展開攻擊。一切都是可行的,如此一來,我們也才能對歷史進行多方面的認識與理解,不偏頗任何一方,並在社會上的轉型正義得以實行之時,獲得文學/人文上的立場與對照。

2014-11-07 AM 2:15
2 年 11 個月 前
 以政治佐張愛玲

台大台文所博四 王品涵
 
《秧歌》與《赤地之戀》,大約是張愛玲研究中最難獲得一致觀點的兩個文本了吧。是反共文學或是美元文學?所描寫的情節是寫實,或是幻想?情感真摯,抑或造作?是她文學作品中的高峰,又或是低谷?稍微更動一下狄更斯的名句,或許就是這兩本作品最佳的註腳。然而,儘管人人心中都有一本對《秧歌》與《赤地之戀》的不同論斷,但卻又頗一致地認為兩者之中,《赤地之戀》要劣於《秧歌》。截然相反的評價中所顯現的同一之處,是否即是所謂「文學價值」可能存在之所?
 
要談論《秧歌》與《赤地之戀》,難以迴避政治此一因素。兩部作品作為由美新處資助出版的綠背文學,加上作家「大綱都寫好了」的證言,使得作品本身滿溢著濃厚的政治氣味,而有意思的是,或許如此,使得無論是讚揚或貶抑《秧》與《赤》,大抵都難逃批評家本身政治立場的介入。如王德威,在〈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一文中,以張愛玲觀看人性的視角入手,最後卻仍以「反共大業」做終。然而王文的書寫脈絡中,我卻分明看得到一個同時認知到左與右實本質無異的作家(儘管以現實來看,可以說她用腳投了票,最終到了能讓她安心「唯物」的地方)。相對來說,趙稀方除認為此二書是背離了張擅長的風格,走上政治道路而為敗筆以外,對張愛玲的風格,也以「這種形成於上海淪陷區的『市民趣味』,卻是以抗戰的民族大義為代價的,這一點也不可完全漠視。」加以評述。帶著政治氣味的《秧歌》與《赤地之戀》,實亦反過來顯現出觀者的立場。
 
而幾篇論文閱讀下來,首先引我好奇的,是張愛玲在美新處資助下的書寫,其自主性到底有多高。誠然,作家本人與出資者均不避諱「指導」一事,然而就胡適對《秧歌》所提出的「書名大可題為『餓』字」之評語,與小說實際上相當「張愛玲」的命名,顯見小說家雖需依趨大綱,但仍具有一定的主動性。放在書名與字詞上,似乎左右不過增添了張氏文體,沒什麼好說的,但若仔細探究,則此一問題將延伸到寫作素材搜集與運用的主動與被動。而這也是幾篇論文各自持論之處:有的說她寫農民處境活靈活現,有的說空泛不著邊,有從「因唯物而反共」的觀點入手,也有自土改研究求證,不一而足。然而這個問題,除非能挖掘到相關史料,否則或許無解。
 
其次是國民黨對這兩本書的態度。古遠清寫了一篇〈國民黨中央黨部為什麼不認為《秧歌》是反共小說〉,歸納了六點原因。儘管該篇論文缺乏史料佐證,以致於讀來較似作者的想當然耳,但確實也是對這個問題的一個回應。而若將之放置在冷戰/美援的架構下去思考,國民政府與美新處在此處上的不一致,與其後張愛玲藉由夏志清之評論,在台灣引起一陣旋風的過程並置閱讀,箇中是否蘊藏了更多文學之外的政治角力,實在頗堪玩味。與前一個作家能動性的問題合在一起思考,則最後必然會出現的問題,或許就是評論家的能動性,此亦扣回了上周對夏志清《中國小說史》撰寫之受洛克菲勒基金會贊助的討論。換言之,若我們相信《秧歌》實際上是操之於美新處,那麼對於《中國小說史》的撰作,則也或許不得不抱持著相同的疑惑了。
 
讀完《秧歌》與《赤地之戀》,我第一個想的是接著看《十八春》與〈小艾〉。因若拿掉美援的因素,討論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卻不一起討論同樣受政治影響深遠的《十八春》與〈小艾〉,總覺得不怎麼對勁。換個角度來看,《秧歌》/《赤地之戀》與《十八春》/〈小艾〉的對照,或者也顯現出美/中在文學評論的戰場,孰勝孰敗了。
 
2014-11-07 AM 12:32
2 年 11 個月 前
體制與作家的能動性

政大台文碩三 趙弘毅

體制與文學生產千絲萬縷關係的揭露,是否壞改變我們對一部作品的評價?如果我們都同意,從來就沒有固定的、權威的、絕佳的標準,那麼,對美援文藝體制的觀察與把握,其價值應在於豐富我們對於一個文本的理解,而未必是使我們獲得一個「更正確」的詮釋。即便有時我們對一部作品的說法因此有了「修正」。

刻意凸顯什麼的同時,經常也伴隨著刻意忽略什麼,端看論者的批評立場、寫作目的。同樣是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趙稀方的評價,偏偏與王德威、艾曉明相左,前者凸顯「美援文藝體制」下張愛玲寫作的侷限,後兩者知其體制而輕描淡寫帶過,試圖另闢蹊徑、尋找適合的框架,替這兩本過去因「委託寫作」、「反共文學」等標籤而遭到特別待遇的「張愛玲」長篇,詮釋出正面意義。我認為,論者們的評價與再評價,難免受到他們對以上四個引號中詞彙的態度所影響。趙稀方顯然對「美援文藝體制」、「委託寫作」不以為然,王德威則長期從事「反共文學」的再詮釋工程,而「張愛玲」做為一個熱門的學術條目,有些文本往往只因作者是「張愛玲」而被視為具有反覆研究、再深究的價值。如何看待這些關鍵詞,是出發前很重要的自我檢視。

建忠老師曾提醒過,提出「美援文藝體制」並非要「反美援」,而是要讓論者看見、正視這股力量的存在,進而釐清它與文學生產間的關係及影響。我認為,即便在強而有力的體制中,作家依然能透過文字找到縫隙,甚至設法撐出一定的空間,展現令體制料想不到的文學能量。至少,在談美援以前,我們已經在五○年代的台灣文學中,看見國家文藝體制底下的多元聲音,而即使是看似呼應文藝政策的反共小說,亦不乏可觀者。也就是說,在文藝體制中,作家依然具備擁有一定程度的能動性。因此,即便張愛玲自己都抱怨「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還有什麼地方可工作者發揮的呢」,也不代表我們無法在《赤地之戀》讀出反共以外的滋味。畢竟,從大綱到整本長篇,小說中有太多必須由作家想像力填滿血肉的空白,這些有機的細節終究是有趣的分析材料。

本週所念的論文,全部都引用了上面那段訪談文字,也幾乎都援引了張愛玲在《秧歌》跋文裡的創作自述。這兩條材料究竟有多大的參考價值呢?我的意思是,我們能否屏除作者的外部資料,針對兩本小說的內容進行精讀詮釋?雖然我自己的體會,也確實認為《秧歌》寫得比《赤地之戀》好,但是否可以有更多的,對於這兩本小說寫作品質的分析?言下之意,我好奇的是,把「張愛玲」拿掉以後,這兩本究竟是多好的小說?
2014-11-06 PM 11:41
2 年 11 個月 前

張愛玲的政治流亡

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被視作是她少數涉及政治、家國主題的小說,且由於是美新處出資之故,也被視作是反共小說。而這兩部小說一直以來都受到兩方意識形態立場的人員給予相當迥異的評價:所謂自由陣營者,多半認為這是一部描寫人性與共產黨黑暗的優秀小說;反之,則用「綠背文學」等名詞去稀釋張愛玲的文筆。這兩方面的評價與評論者的政治立場有高度的正相關,因此很難有意見的交集。

  我認為只將其納入美援系統的小說,是相當忽視作家個人的能動性的,張愛玲本身有自己寫作的堅持,以及她所關注的部分;而因著她立場「正確」而高度讚揚的評論,其實也有些失去了體制、結構所限制的部分。透過王梅香的研究,我們已經知道在寫《秧歌》的時候,雖然是美援結構下的產物,但至少劇情安排等都是張愛玲自己提出企劃、拿去申請的,而《赤地之戀》則是接手別人的企劃來寫,因此在閱讀上讀者都能感受到張愛玲滿滿的不情願(藝術價值明顯有差)。

  比較特別的是,陳建忠以「流亡」的角度去看待張愛玲,對此視角我感到有些新鮮,因為對於張愛玲停留在她對於民族情感相當冷漠的印象之上,也對於她加國認同的有無感到好奇:她是否真的有所謂的故鄉?若沒有故鄉認同會有所謂的「流亡」一說嗎?張愛玲始終在作為租界的上海生長、發跡,租界的政治特殊性讓張愛玲筆下的國族顯得較同期的作家薄弱,我認為這部分是值得再進一步討論的。

  當張愛玲游移在親日的漢奸作家(因為在上海淪陷時期成名,與作為胡蘭成妻子之故)、發表具有傾共意思的《十八春》、之後在香港與美新處合作發表反共小說《秧歌》與《赤地之戀》等,三個不同國族立場的評價張愛玲皆是沾身之後便轉換了,很難將她個人與政治符碼劃上等號。然而,《十八春》、《秧歌》與《赤地之戀》都很明顯在結構之中與政治傾向有關,也與大環境的政治氛圍有關,這些都是作為個人的張愛玲難以與整體社會切割的結構性因素,而她本人的能動性則展現在她作品的核心關懷之上──人性幽微的黑暗面、情感等。

  若將這些因素歸納於「流亡」的情境之後,她的猶疑與不確定似乎獲得了另一種解釋──無法在認同上定位本身就是一種流亡的表現。這種觀點與我之前認為的「沒有故鄉,何來流亡?」的思想假設有些衝突,這樣的衝突其實有點有趣。我目前還無法對這樣的衝突有所結論,不過這讓我對於作家的狀況有了更新的觀看視野。

2014-11-06 PM 11:35
2 年 11 個月 前
台研教碩一
黃炳彰

《秧歌》與《赤地之戀》中的女性

昔日,張愛玲在香港創作的《秧歌》與《赤地之戀》,多被以為是反共小說,或是所謂的綠背小說,原因是其受香港美國新聞處委託始創作上述二者,以及究其文字風格與我們熟知的張氏語法截然不同,在內容上亦有明確不利共產政權的橋段。然而我們可以自問,若《秧歌》與《赤地之戀》是純然的反共小說,何以多年後的今日,較之於標準的反共小說,二者仍有值得細究之處並引以為「張潮」?恐怕張愛玲之所以為張愛玲必有其過人之處。儘管是委託創作,張愛玲在小說中仍巧妙地保有自我的政治理念與創作自主,如陳建忠教授述及:「張愛玲真正成功之處,應當還是她為自己的小說設定了一個『旁觀』、『疏離』的視角,由小說中的下鄉知識分子顧岡來時時為她自己身為作者的良知,也為讀者,提出反省與自我解構的距離──即便最終顧岡是『墮落』的,那也就更凸顯了知識分子可能淪為謊言製造者及共犯的可能性。」(註1)然則本篇試圖思索,除卻以顧岡、劉荃等知識份子介入小說中,作為作者反思、質疑、疏離文本的可能之外,作者所創造出的諸多女性角色,是否也詮釋、表露出作者難以言說或無法意識到的意識、政治理念或是生命的堅持。

《秧歌》裡主要的女性角色有:譚大娘、金花、金有嫂、沙明同志、月香。譚大娘作為舊時代的女人,表面上適應、迎合新政權,實則內心深惡痛絕,幾至顛狂。金花與金根深厚的兄妹情,卻敵不過最原始的自私人性。金有嫂無論在傳統社會或是新時代,永遠扮演被壓迫的那個。沙明同志活在資深幹部王霖的回憶中,始終在內心深處向這個老共產黨員呼喊最純粹的人性為何。而月香,無疑是小說中比重最重的女主角,她堅韌地活在大時代的劇動中,張愛玲隱諱地描述月香最終死於遭她焚毀的糧倉之中。我以為,若顧岡作為一個當時知識分子游離、焦慮與自省的元素,月香毋寧向我們指涉出作者在動盪流離的流亡生涯中所做的選擇為何:她並不傾向任何主義或意識,但她選擇以行動、反抗、掙脫來做她自己,那個終將在大時代中被淘盡、被消滅的真實自己。

《赤地之戀》裡主要的女性角色有:二妞、韓廷榜女人、周玉寶、賴秀英、戈珊、黃絹。二妞有沙明的影子。周玉寶、賴秀英兩對夫妻的組合像是金根與金花兄妹。韓廷榜女人須獨立出來討論,一具懷有身孕、被「吊半邊豬」而死的屍體,高懸於半空中,微風吹動它的髮絲,無聲而輕柔,卻是對大時代最巨大、最強烈的控訴。戈珊與黃絹,有紅玫瑰與白玫瑰的身影,在第十章劉荃告別後,戈珊作為紅玫瑰,淋淋漓漓潑了自己一身酒,就此消失在文本之中;黃絹作為白玫瑰,最後選擇與申凱夫同居,換取劉荃活下來。《赤地之戀》裡的女性,在「背叛」與「妥協」的囚籠中逡巡反覆,始終無能掙脫這只牢籠,遠不如《秧歌》裡以肉身換取復仇與反抗焰火的月香,雖則如此,這些女性角色卻也暗示了我們作者與大時代迂迴進退時可能呈現出的真實樣貌。

一如王德威教授所述:「生存在『歷史的夾縫中』,自由創作,談何容易。」(註2)不可否認《秧歌》、《赤地之戀》與反共、美新處脫不了干係,但張愛玲仍藉由這兩部小說中的女性角色,向我們展示了她潛藏於內心的真實自我,一個不屬於任何政治體系的真實自我,一個永不妥協卻也永不被俗世所接納的張愛玲。如是今日,我們當予張愛玲更適切、更多面的詮釋,還予她應屬於她的時代樣貌。


參考資料:
1.陳建忠(2011)。〈「流亡」在香港──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3期,頁292。
2.王德威(2008)。〈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一九四九: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香港:三聯書店。頁78。
2014-11-06 PM 9:55
2 年 11 個月 前
重讀張愛玲的《秧歌》 與《赤地之戀》 之後

碩一 蔡寬義 / 103049503

這一次因為修了陳建忠教授開的「美援文藝體制與台港文學」課而重讀了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這兩本小說,忘了在多少年前讀過(也許是幾十年前吧),當年閱讀時,是在台灣的文壇如陳芳明所謂的「非鄉土,即張胡」 的氛圍中,只覺得作者的筆觸及文字的操作很特別,但不知道張愛玲寫這兩本小說的背後,是由當時的美國新聞處處長麥卡錫授權虛構的。當時的讀者或許都和作為讀者的我一樣,不會認為它們是有目的性的所謂「政治小說」,如今除了重讀小說外,也閱讀了多篇相關的批評,洞悉小說生產的背景與企圖,就覺得這樣的小說,既然是為政治服務,則重歸政治文宣品,我就不會再以為是好的文學作品了。

陳芳明將張愛玲寫入他所著的《台灣新文學史》,花了一個專章的專節「張愛玲小說中的現代主義」,長達五頁描繪與讚揚之。他說「張愛玲文學是由夏志清的評論而介紹到台灣的。這個陌生的名字與台灣社會初識時,從來並未預告她將成為『張派作家』的奠基者。一位從未在台灣成長,也從未有任何台灣經驗的作家,竟然能造成風氣,絕對有其複雜的理由。張愛玲不是台灣作家,但是她對台灣文學的影響,恐怕比起魯迅還要深刻。」 以陳芳明閱歷之豐,他會不知道對張愛玲寫《秧歌》與《赤地之戀》這兩本小說是被「委託」的嗎?但為史的他,卻在專章專節中絕口不提,只論張愛玲不是台灣作家,但對台灣文學有影響,而且是比魯迅還深刻。如此台灣文學史之書寫,是否另有目的?我以為張愛玲既是陳芳明所謂的不是台灣作家,只因有影響,就寫入台灣文學史,是否有選擇性的遺忘或選擇性的記憶之嫌?影響台灣文學的作家尚有好多西方的作家,也要寫入台灣文學史中嗎? 如果說夏志清著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是中國現當代的文學史之一,則其第十五章,以38頁的編幅寫入張愛玲則無庸置疑,但若書寫台灣文學史,張愛玲是否應被寫入?或如何寫入?應是台灣文學史書寫者當深思的。

2012年有機會欣賞由台灣導演劉亮延編導,北京戲劇學校學員到台北演出的舞台劇〈曹七巧〉,事先我先讀了張愛玲著的〈金鎖記〉。兩年前讀〈金鎖記〉和這次因為鑽研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再讀一次〈金鎖記〉,才留意到筆法之炯異。難怪趙稀方在評論中會說柯靈的話得以應驗:「《秧歌》與《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


小說是虛構的,這是我能接受的概念,但小說若為政治目的而受託寫作,則又何須費時去閱讀,只是讀者通常是無知的,對《秧歌》與《赤地之戀》而言,我也曾經是個無知的讀者。
2014-11-06 PM 7:04
2 年 11 個月 前




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


 
碩三    何欣怡



       本文名為重讀《秧歌》與《赤地之戀》,但實際上這兩部以「反共」為題材的張愛玲作品,我其實是首次閱讀。然而,之所以仍將本文名之為〈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乃是因為筆者藉此次細讀的機會,翻轉了從前對這兩部作品的既定印象。同時,也在細讀文本之餘,參照閱讀相關論述,以梳理個人對兩部作品的理解與詮釋。

        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兩部作品,歷來都有著相當兩極性的評價。如趙稀方即認為,《赤地之戀》與《秧歌》兩部作品都未脫離綠背文學的限制,是張愛玲寫作的敗筆。而持相反意見者,如艾曉明、王德威、陳思和等人,對於《秧歌》與《赤地之戀》兩部小說,則給予了或多或少的肯定。至於,陳建忠則以「海外流亡」為視角,討論《秧歌》與《赤地之戀》,並認為兩部作品皆以「知識份子」作為見證者。論者藉此去理解張愛玲居於反共與自我省思之間的思考,而認為兩部作品並非「委託」寫作可盡言,進一步地為《赤地之戀》與《秧歌》進行再定位。

        筆者認為《秧歌》與《赤地之戀》兩部作品,在藝術的表現上前者較後者為佳。《秧歌》的敘事筆法流暢、人物性格刻劃精緻細微,且小說故事所傳達的意旨都較《赤地之戀》來得宏大與深刻。作者藉由小說人物,如:金根、月香、譚家兩老、知識份子顧崗、幹部王霖等角色,呈現出處於不同階級位置的人物,對於土改政策的觀看視角。至於《赤地之戀》,或許由於故事的大綱已定(授權創作或委託創作),作者竭力述說南方土改、上海三反運動、抗美援朝的三個進程,以致於情節安排與人物刻劃上力有未逮。然而,《赤地之戀》作為一部以知識份子為視角,見證一個動盪時代的文本,仍有許多精彩之處。頗為值得一提者,張愛玲在《赤地之戀》刻畫小說主角劉荃與女幹部戈珊之間的情愛糾葛之處,可見張愛玲處理愛情議題時穿透人性的一貫風格。由此可見,即使在有所限制的情況下,小說家仍盡可能的維持一定的筆力,刻畫其所堅持與擅於處理的情節片段。

       在文本與論述的參照閱讀之下,我以為部分論者對於《秧歌》與《赤地之戀》,之所以給予較為負面的評價,在於論者往往以「授權創作」的前提之下,去審視作品的真實性。或以「反共」主題作品必有其侷限性的既定印象,去檢視作品的真誠性問題。然而,若跳脫這些「預設心理」,純就文本本身去評價作品,《秧歌》此一饑饉悲劇,有著深刻的人道主義關懷;《赤地之戀》儘管不時可見斧鑿「反共」意識的痕跡,小說家所傳達那亂世下的真摯情感,依然十分觸動人心。當我們在評論作品時,固然必須留意文本書寫的時代脈絡與語境,但許多時候,我們自身對於作品的時代想像,往往在無意識之間,形成某種刻板印象,使我們戴上「有色」眼鏡,模糊了自己的觀看視野,而無法替作品找到合適的定位。



2014-11-06 PM 4:40
2 年 11 個月 前
        美援文藝體制的相關建制,除了通過文學批評、文學教育來推動區域研究、養成文學品味外,委託、資助文學翻譯與文學創作,亦是由美新處發動的重要工作。
        然而是哪些作品會受到資助?意圖與反響如何?就成為有待細緻考察的問題。 就中,張愛玲出逃至香港後寫下的《秧歌》(1954)和《赤地之戀》(1954),可說是最為人所知的成果,並進一步加強張愛玲文學在台灣文壇的崇高地位,迄今不衰。
        這段流亡創作的歷程,1952年張愛玲選擇避居香港,前後停留三年時間,赴港期間為維持生計,張愛玲以按件計酬的方式參與香港美國新聞處的翻譯工作。她並身兼創作者與翻譯家,先用英文書寫以中共「土地改革」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秧歌》,自譯並改寫中文版本,1954年在《今日世界》連載、出版。《秧歌》隨後在1955年紐約的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秧歌》英文版 The Rice-Sprout Song,發行後廣受好評。而1968年台灣的皇冠出版社才得以出版《秧歌》中文版。另一部長篇《赤地之戀》,描寫土改、抗美援朝、韓戰等過程,最初張愛玲以中文創作再自譯成英文,但其出版過程並不順利,美國出版商興致不高。於是,1954年由香港天風出版社出版中文;1956年英文版Naked Earth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1978年由台北慧龍文化有限公司出版,而皇冠出版社則是遲至1991年才出版中文版本。
        疑竇的是:接受資助、委託的作家是否會失去主體的能動性?所謂「綠背文學」是否皆為服膺政治正確的宣傳之作?美援文藝體制計畫推出的各種「成品」,實在有待我們重新閱讀,再次尋求理解、詮釋的可能。
2014-11-02 AM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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