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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平台 / 課程討論 / 美援文藝體制與台港文學(2014秋季班) / 前衛、純美學、高層文化:王文興小說置諸冷戰年代的意義(第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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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10 個月 前
 無意義的一群人 彭玉萍

 

呂正惠評論王文興與其文本透視出來的反叛本質:他是找不到反叛對象的反叛英雄,抑是沒有反叛對象的反叛英雄。這樣的評述相當的震撼,文本中,無論是現實背景或者空間場所都無法非常的具顯,常常囿限其中的知識份子是無法備感知到其具體的存在樣貌。而在洪範版《十五篇小說》的序言,王文興意有所指的說出,此合訂本修訂的經歷:「『母親』、『草原底盛夏』──尤其『草原底盛夏』──是可以使我掛幾許微笑的篇作,管別人怎麼想,愛怎麼寫怎麼寫。凡故事,人物,心理,全部去牠的。我如今後悔自這兩篇以後,志節不堅,常顧慮到別人懂不懂,同不同意。我多多少少出賣了自己。無論如何,我以後的小說,顯得加重了故事的成份,那,不可否認的,都是『迎合大眾趣味』的一個軟弱缺點。」配合作家的自白與喟嘆,我們看到作家最愛的〈草原底盛夏〉一篇,那個年輕士兵與軍事訓練軍官,兩人同樣以驕傲、抗拒彼此對峙,每個人在軍事整裝以待的隊伍中只是一個黑點,聽命於指揮,但文本結尾,無論是指揮人的人,還是被指揮的人,都被草原的夜幕所鯨吞,未曾留下痕跡。感覺是反叛權威,但這樣的反叛卻相當無效,無論是軍官或是士兵都是如此。這些人生是沒有意義的──「夜晚底草原,依舊恢復其自然底本來底面目。人類白天底所做所為,所流底汗,咒罵,仇恨,槍響,呻吟,乃至忍耐,負責,守紀等美德,都未曾留下絲毫底痕跡」(50-51)最後,作家詠嘆這大地的柔暖接納人類之渺小,將這些善與惡都歸向崇高的宗教(?)或者美。筆者認為,這些角色的人生沒有任何意義,並非是來自於所謂的悲劇性,這些「空洞」的無力感,都是指向作家的施力,作家強烈的個人主義,或者書寫企圖所展現的「孤芳自賞」式的崇高美感,〈草原底盛夏〉結尾的詠嘆,相當的離地、背離文本,抑或者該說是「切合」文本,這篇小說相當不「故事」,而且相當自動書寫。這可謂是某種文學現代性的體現。

2014-11-27 PM 11:42
2 年 10 個月 前
 王文興的生活經驗與題材選擇
白春燕

翻開王文興早期小說集《十五篇小說》,第一篇為〈玩具手槍〉(《現代文學》第1期,1960.3),寫的是一位文藝青年以心理獨白的方式訴說他在朋友生日宴席上的悲慘遭遇以及他的各種被害妄想。這篇小說符合我對於王文興的現代主義小說的理解--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深層心理刻畫。讀到後來卻驚訝地發現,〈大風〉(1961.11)、〈兩婦人〉(1961.9)、〈海濱聖母節〉(1963.3)等作品竟是以市井小民為對象,並放入了南方澳、聖母節等台灣鄉土或傳統的元素。王文興在1961年從台大外文系畢業後,服了兩年兵役,其間曾被派至南方澳4個月。他曾說過,南方澳獨特的山水和地勢,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注1)。〈海濱聖母節〉和《背海的人》即以南方澳做為故事地點。

關於鄉土或傳統元素出現在現代派書寫中的理由,邱貴芬老師指出,台灣現代派書寫裡深層心理刻畫、非理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跨界糾纏、鄉土傳奇融入小說世界、多重時間的交錯等特色互為因果,是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在地化」的生產表現。60年代的台灣正值從農業步入現代社會的轉型期,規律而理性的現代性時間逐漸取代農業社會以民俗祭典為脈動的時間,不過這種傳統鄉土時間仍潛伏在庶民生活裡(注2)。知識青年王文興經由當兵而獲得關於庶民、鄉土的生活經驗,並且將之寫入〈海濱聖母節〉,表現了前述〝鄉土傳奇融入小說世界〞這個特色。眾所周知,生活經驗與小說題材是密切不可分的關係,王文興在〈海濱聖母節〉也為我們做出了示範。那麼,如果說南方澳4個月的生活體驗促使王文興將鄉土寫入小說,那麼他留學美國2年的經驗是否也同樣被書寫了呢?

王文興赴美國愛奧華大學英文系創作班就讀期間(1963-1965)寫了3個短篇:〈欠缺〉(1964.1)、〈黑衣〉(1964.3)和〈龍天樓〉(在1966.2於台灣完成),但並沒有以美國做為故事舞台。事實上,除了點綴於文本中的美國意象書寫之外,王文興不曾創作以美國為故事主軸的作品。試看同為《現代文學》創刊成員、台大外文系畢業的白先勇、陳若曦、歐陽子等人,他們皆以處理知識分子旅美生涯、放逐者生涯、東西文化衝突等主題知名。相較於此,王文興在美國拿到學位之後即刻返台,是《現代文學》成員裡的異類分子。當然,王文興之外的成員們最後都選擇旅居美國,對於留學/流亡生活自然有更深刻的體驗,也因而將之做為書寫重心。然而,既然王文興對於服役時的體驗有所感受而創作南方澳書寫,那麼為何他的留學生體驗無法促成他的美國書寫呢?致力於西化的王文興為何放棄美國題材呢?南方澳究竟為王文興留下了什麼「深刻的印象」?這些問題,或許必須從作家論的方向再次深入探討才能得到答案吧。

 

1〈王文興大事記〉「王文興專號」《中外文學》,2001.11,頁397
2邱貴芬〈「在地性」的生產:從台灣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證〉,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頁352

2014-11-27 PM 11:23
2 年 10 個月 前
王文興的孤獨

碩一 / 蔡寬義 / 103049503

本週閱讀王文興的小說,從《家變》、《十五篇小說》到《背海的人》,論量並不算大,但若以慢讀為要求,則費時不啻。加上王文興的小說,過度強調形式,及過度使用現代主義技巧,使文本與社會現實隔隔不入,與讀者愈離愈遠,甚至有些情節為反叛而反叛,反而造成批評者強烈指摘的弊病。如《家變》的反孝順父母情節,也被認為是反抗中國傳統文化的明顯例證。

張誦聖在〈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派小說〉中說:「對台灣現代派小說研究貢獻最大的當屬六○年代顏元叔等人大力推介的新批評主義。」我卻認為是新批評的引入台灣,而使現代派小說,如王文興的《家變》受到注目,甚至為王文興穩固了其於台灣現代派文學的地位,因為新批評倡導精讀方式,無形中對王文興的「慢讀」主張背書。但新批評的缺點是對作品的歷史性或社會性等因素的忽略,而造成王文興作品的與現實社會脫節,也導致作家王文興無可救藥的孤獨。

我以為西方新批評的精神不在於所謂的「精讀」或「慢讀」,而在於文本的詮釋權的轉移。文本由作家所創,作家理應有詮釋的優先權或甚至是絕對權。但新批評主義者的主張,以文本的形式、內容等為本,實質上是將作家的詮釋權去除,讓文本自主地詮釋文本的主題。作家起始為某一個主題而創作,但因為新批評的主張,文本的文字、語言、形式等所自我詮釋(沒有作家的後續參與),所得到的「主題」有可能與作者原創時想表達的主題會有所不一致,這才是新批評精神的主要中心。

做為一個讀者,閱讀王文興的小說《背海的人》,如果從上冊讀到下冊,放慢閱讀的速度,調整讀者舊有的語文結構,和王文興使用的語文結構靠攏,甚至完全接納,並不難讀出王文興的語氣與王文興想表達的內容。只是務必在讀完後走出王文興的語文邏輯系統,這也是《背海的人》愈往結尾的形式愈對現實社會普及的語文結構擴大的挑戰或對抗。《背海的人》之不受普遍歡迎,理由就不難接受了。

呂正惠在〈王文興的悲劇〉提出〈背海的人〉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在結構上類似,推論「王文興寫〈背海的人〉絕不可能沒有想到〈地下室手記〉。我以為「想到」又有何所謂,就算模仿亦在當時的狀況下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回到《現代文學》的發刊詞,所謂的:「我們感於舊有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做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所以我們決定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與風格。」如果創造新的藝術形式與風格的過程中有摸索性的模仿,其實也是情有可原的。王文興的現代派書寫,個人主義強烈,甚至幾乎與台灣社會現實完全脫節,才是評論者強力批評的主要的關鍵。
2014-11-27 PM 10:41
2 年 10 個月 前

台大台文所 博三 王品涵

考諸王文興〈鄉土文學的功與過〉一篇,可見其與「鄉土文學」間最大的差異,在於「意識形態是否先行」,與普羅文學崇尚簡單直白的書寫模式。儘管關於農業的部份,以今日的觀點視之,錯得離譜,但在文學方面的意見,卻很難讓人不表同意。這邊最常出現的一個問題,即美學先行的理念,難道就不是另外一種意識形態嗎?王文興避開這點不談,相當可惜。這邊想提出一些個人淺見。
 
以我個人的看法,意識形態是否先行,其重點並不在於「何種意識形態」,而在於「先行」與否。意識型態,人皆有之。然則是以作品(或其所觀察之現象)來形塑己身之意識形態,而復書寫之;又或者以己身之意識形態形塑作品(或解讀其所觀察之現象),而復書寫之,則確有高下之分。相對而言,前者較具有開放性討論的可能,而後者則幾乎可說是八股預備軍了。換言之,作家對己身意識形態自覺性的高低,與能否自覺此一自覺性,或是小說之為創作或理念傳播讀物之別的關鍵性差異。觀乎現代主義文藝作品,對於現代人之困境的產生,(至少在作品中)「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現象幾乎比比皆是,似亦可為佐證。
 
呂正惠的論文,指出王文興的問題在於「他和他所屬的那個社會的徹底決裂。」但果真如此嗎?王文興文字的使用,被援引為討論之例證,但某個程度上,這是在有「正確的白話中文」之假設下才能成立的指控。換言之,在重新討論這個問題之前,白話中文文體何時確立(成立於五四,但確立於何時?),我覺得是另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至少就此指責,以及稍後對舞鶴「小兒痲痺的文體」的說法而言,確實預設了一個「標準白話文體」的存在)換言之,王文興的文體是否能視為中文現代化問題的一環來討論?而若如此,則這不必然是「與所屬的社會的徹底決裂」,而僅僅是一個語言文字的實驗方式罷了。
 
呂文進一步指出,王文興筆下的主人公,均是「找不到/沒有反叛對象的反叛英雄」。對此我不甚認同。其反叛的對象,雖可能抽象縹緲,但卻確實存在。〈命運底跡線〉的少年反抗的是命運,〈草原底盛夏〉反抗的是權威。至於《家變》,確實我同意呂的看法,是更為確實的王文興主人公面貌,但與呂不同,《家變》實際描述的是兩種價值觀的衝撞,而非單方的「居高臨下」。如果說范曄母親無法理解他的西方觀念,那麼范曄也同樣無法理解母親的傳統觀念。這樣的無法理解是雙方的,而非單向的。雙方都將自己的觀念視為「永恆的真理」,而衝突即淵源於此。最終,范曄在父親失蹤後主掌了家庭(母親如同過去順從父親一般順從范瞱)換言之,范瞱實際上僅是使用了另一套言說系統複製了父親掌權的局面。這是對范瞱的謳歌、批判或僅是描述?應仍有相當的討論空間。
 
最後,是王文興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無疑王文興受西方文化影響非常深刻,這完全反映在〈鄉土文學的功與過〉一篇所顯示出來的觀念中,而其小說中也多有物件化的西方片段出現。然則,主體的存在,必須依託於他者。《十五篇小說》與《家變》的創作與發表時間,正好以其赴美前後為界,或可以此作為切入點,重新探究兩者間對西方文化態度之異同。
2014-11-27 PM 5:56
2 年 10 個月 前

閱讀王文興:物件中的美國

美援文藝體制與台港文學

博一 婷婷

   綜觀本週論文,三篇的探討重心皆落於「現代主義文學」與「美援/西化」背景之關係,及此西方文學理論「移植」到196070年代的台灣社會時,與本地知識份子之間所產生的連鎖性化學效應。而在時代的浪潮與紛爭之中,身兼學者與作家等職於一身的王文興,無疑成為了其中一個極具代表性卻又極為特殊的個案。他一方面做為「現代主義」頗為虔誠的繼承者與使徒,另一方面,又有意地以文字來實踐自身的信仰,並予以傳播。而在焦點皆主要置放於「現代主義在台灣」的情況之下,「美援」或「美國」等字眼雖總不會缺席,但於論文之中,卻似乎只成為了論述時必要提及的背景,而那背景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在王文興的文本中又是以何種姿態出現的呢?關於這些,可以說的似乎還有很多,下且試論之。

在經過細細閱讀之後,筆者發現,無論是在前期的《十五篇小說》裡,抑或是在後期的《家變》中,作家筆下的「美國」,皆是以「物件」的型態出現──包括有形的實物,及無形但卻確實存在的文化影響兩種,且後者多以外文詞彙的方式顯現。諸如〈玩具手槍〉中的「鋁質槍管亮晃晃的手槍」(P.9)、「新唱機」(P.4)與「洋煙」(P.20),〈踐約〉裡受到「翻譯本」(P.92)與「好來塢」(P.97)影星等文化餵養的「Lost Generation」(P.102),〈龍天樓〉中的「美國牧師的教會」(P.252)、〈大風〉裡談及的「戀愛自由」(P.61),以及在〈寒流〉與〈最快樂的事〉等篇章中都反覆出現過的英文字句與對白,如此等等。

       然而,雖則僅以片段式的面貌出現,也雖然僅是故事背景中毫無主體能動性的配角,但這並不代表「物件」或其背後的意涵就不重要。相反地,對於一個如此重視字詞堆疊與意象運用的作家而言,那些被反覆斟酌、修改,之後才被小心翼翼地置放在指定好的文字區域中的物件,反而具有更多解讀的空間與更「必要」的重要性。像是在《家變》一書中,「物件」便做為了記憶的象徵與權力的具現體,它既是那根表明了地域所有權的、籬笆上的「竹竿」(P.116),也是被范曄所佔有的「二哥的屋內臥床」(P.130),亦是在「家變」許久後,逐漸消逝的、屬於父親的「書桌」(P.135)與「平時常常穿的皮鞋」(P.136)。「物件」的失去等同於空間主權的轉移或開放,也可進一步聯繫至個體本身的故事、及他人對之記憶的逐漸消散。《家變》與其說是一本記錄家庭中不同成員的思想衝突、多方角力與地位競奪之書,倒不如說是對於「傳統」的告別曲──雖然新登場的「現代」亦有其變異、殘缺之處,但留學浪潮、移民美國與西方文明等新時代產物的確挾著排山倒海之勢而來,以緊密合湊的「物件」姿態現身,逐漸取代了已然陳舊的孝道思想、愛國歌曲與古典詩詞,文本中的世代交替,亦由此而宣告完成。

最後,筆者想要扣合回這三週的課程討論脈絡之中,進行綜合性的觀照。吳魯芹、白先勇和王文興都在1960年代先後造訪過美國,並在此異國經驗的催化之下,書寫了一連串的文學作品。不同於吳魯芹針對美國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等各方面所撰寫的評述/引介文章,也不同於白先勇筆下,對於美國都市中的華人群體,乃至於都市本身的、由黑暗到光明的漸層式描繪──王文興的文字,一直都是植根於台灣的,其中的美國印象雖則存有,但皆以斷裂、片段性的物件形態現身,而難以撼動本位。這或許是因為,上述三位作家寫作的文類與時間均有所差異,但筆者猜想,最為根本的原因,或許還是在於思想傾向與關懷面向的不同。是故,在擁有旅美經驗之後,吳魯芹與白先勇決定長居美國,以異鄉做為後半生之家鄉,而王文興則返回了出生的原居地台灣,創作、執教,直至退休。我並非意在讚揚歸留者、而貶抑離去者,因在那樣的時局之中,無論是來是走,想必都是極為困難的決定,但王文興對於台灣文壇與教育界的具體貢獻,卻是不爭的事實,這或許也是美援體制之下,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切入點吧。

2014-11-27 AM 12:00
2 年 10 個月 前




菁英的文學,文學的菁英?


 

 

碩三  何欣怡


      
於上週的千字文中,我提及吳魯芹的散文,認為吳氏之散文是相當「菁英式」的。而本週,承襲著「美援文藝體制」的視野,再探王文興的小說——台灣現代主義的「典範」之作,發現幾個問題有待深入討論。

      若說吳魯芹的散文作品屬於菁英式的美學品味,那麼我想書寫小說的王文興應該也是不遑多讓。吳魯芹散文一貫的悠晃詼諧、引經據典,融文言與白話於一爐,獨立於當時代的社會脈絡。很可惜地,就現存的資料,我們無法得知吳魯芹對於當時社會環境的想法(不寫或不能寫?);然而,同樣屬於菁英一派的王文興,我們可從現有的材料中,一窺其文學觀、社會觀、價值判斷。王文興在〈鄉土文學的功與過〉中提到:「有人又會說,儘管文學的本身有高低的不同,但是了解高深的讀者必定是少數,所以我們應當停止對少數人的服務,改為多數人服務,使文學成為對多數人的一種努力。採取這種看法的人,他忘記了讀者的權利,每一個讀者都有要求進步的權利⋯⋯」(頁523)。這段相當「菁英式」的發言,讀來使人產生諸多疑惑。王文興用了「進步」兩個字,表達他對優秀文學作品的追求,那麼相對於「進步」的另一端,是否意味著「不進步」與「落後」?再者,或許可進一步加以追問,所謂「進步」的文學定義為何?怎樣的文學作品才能算是「進步的」?王文興在此文後半部,又兼論其對當時社會環境的想法。循其文脈,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菁英階層的知識份子,對於底層社會的不了解所產生的無知。由於此文寫作年代為1977年,今日若以後見之明對其社會觀察加以針砭,或許有欠公允,但總括而言,王文興在這篇文章中,表現出的菁英主義式的價值觀,乃是相當明顯的。


      
承襲著《文學雜誌》、《現代文學》,此一台大外文系的學院派文學體系,王文興可謂學院派的台灣現代主義創作之「大家」。《家變》、《背海的人》已被定位為台灣現代主義之經典。我認為這種「去歷史脈絡」而追求純粹美學的文本,就某種層面而言,其典律化的過程相對容易且快速。雖然針對題材與文學語言的批判亦所在多有,但由於其架空於現實環境,而獨立於政治意識形態,因此不論其被置放於何種時代,都是相對「安全」的作品。每個年代的讀者掬取其所傳遞的美學,這樣獨立於歷史脈絡的文本,成為追求「純文學」者所嚮往的高層品味的經典。以往在論及這類與現實、歷史脈絡脫勾的「純文學」,我們總不禁會思考,身處於當時之情境,究竟是否因為「不能寫」是以「不寫」?以這樣提問來思考王文興的創作,放諸於冷戰情境與戒嚴體制下所代表的意義,我以為王文興恰恰是這樣的時代下,所形塑出的典型「菁英」式的知識份子。對這類推崇前衛、高層、純美學的知識份子而言,「能寫」或「不能寫」似乎不是主要的問題;而是,他們所接受的養成教育,並未給予他們將現實議題放入文學層面探討,並進行思辨的深化之可能性。是以,對於這些高層菁英而言,追求純粹的美學與藝術似乎才是他們創作的主要目的,那些破壞純粹藝術的概念,自然便不可能是他們創作的題材。

      張誦聖在〈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派小說〉一文中提到,雖然八0年代作家受到現代派影響,但對他們的精緻文化的傾向卻不見得認同,因此他們與早年的現代派作家有著根本上的差異。(頁1516)再者,其認為就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成熟的現代派作品在現代主義風潮消匿之後才出現。(頁28)以此觀點回頭檢視八0年代以降的文學作品,涵蓄著豐富的社會性議題並承襲著現代性技法的創作,確實為文學史寫下新的一頁。然而,隨著現代派大家的手稿集成為「珍藏品」般限量出版,以及向大師致敬系列的影像作品推出,我們似乎也見證了一個「再典律化」、「再經典化」的時代。


2014-11-26 PM 10:27
2 年 10 個月 前
    文學無非是有關形式的藝術,但選擇何種形式,往往也與其思想與意識形態互為辯證。問題在於現代主義為何更強調文學的自主性與純粹性(理論上請參考布爾迪厄「純美學的歷史起源」)?為藝術而藝術,除了是一種以美學抵拒庸俗現代性的姿態,在第三世界,一如前此公認的缺乏思考改革社會、文化等意識的台版現代主義(見諸張誦聖的論文),這種文學菁英化的現代主義文學觀念,是否有它根源於台灣本地的現實因素存在(因戒嚴而必須迂迴,或是現代意謂新潮進步)?
    王文興小說作為台版現代主義的最重要代表,恰恰興起於冷戰美援年代,他自身亦繞道愛荷華而深受西方文化洗禮。他的小說形式與思想之富於「個人主義」色彩已是眾所公認之特色,識者認為其樹立了文學獨立於政治、時代之外的純粹價值,乃至消極抵抗國家文藝政策,但或許我們亦可思考:追求個人主義、純美學、高層文化,乃至可標榜為藝術前衛,以此為準而形構出來的與現實、歷史脈絡「脫勾」的文藝思惟,置諸黨國體制、冷戰年代的台灣呈現出何種意義?
    當台版現代主義美學價值矗立之時,王文興的小說似乎也見證了一頁第三世界美學如何被自我及外力建構的獨特歷程。純粹之美學總是以疏離於現實、歷史脈絡為代價的,這才能維護藝術之不受政治干預,但藝術也的確不會干預政治,自然也不必扮演介入社會變革的角色。我們的知識界、文學界乃如此這般承繼了冷戰時代某種文學傳統,我們因此擁有最獨特的當代藝術品,同時我們也培養了最符合冷戰與戒嚴下需要的「無害」的藝術家。這樣的戰後台灣現代主義傳統,今日回視,可以承認它的價值,但不能不反思它的成因與意義。
    可話說回來,反思典範而非否定典範,這是可能的嗎?
2014-11-26 AM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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