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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平台 / 課程討論 / 美援文藝體制與台港文學(2014秋季班) / 聶華苓、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與「文學種子」(第十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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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10 個月 前

楊逵與劉賓雁在愛荷華相遇

白春燕

 

楊逵在1949年因起草〈和平宣言〉主張和平解決國共內戰,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判刑12年。於1961年出獄後,在東海花園種花維生。1982年受邀到愛荷華交流2個月期間,曾與中國知名作家劉賓雁會晤。楊逵回台灣之後提到會面之事,稱讚劉賓雁在報導文學作品〈人妖之間〉裡表現出徹底揭穿社會黑暗面的勇氣;同時也肯定劉的文學主張「作家應深入民眾、干預生活」,與楊逵自己提出的「草根文學」不謀而合。楊逵認為「草根文學」是反映真實的人民生活與社會狀況的文學,應多下鄉與民眾接觸,除了內容應具真質性、不與社會脫節之外,表現形式應簡單易懂(註1)。從定義來看,楊逵的「草根文學」延續了他在日治時期的「真實的現實主義」文學理念,也就是應該站在無產階級觀點、為了實現文藝大眾化而努力。楊逵與劉賓雁的共通點是,直視社會現實,關注底層民眾的苦難,都是從階級意識出發所形成的文學觀。不過,國家文藝體制已讓戰後的楊逵不能再談階級意識,所以「草根文學」論述裡不曾出現階級意識話語,但從楊逵關心底層大眾的觀點即可看出階級意識仍潛藏其中。

楊逵在愛荷華寫下了詩作「小伙子,大家來賽跑/不為冠軍,不為人上人/老幼相扶持/一路跑上去/跑向自由民主/和平快樂的新樂園」(註2。由此詩可以看出,楊逵認知到的美國形象是自由民主,能夠帶來和平快樂的國度。楊逵應該是感受到,他之所以能夠劉賓雁的相遇,是因為在自由民主的美國才得以實現。由此看來,經由安格爾和聶華苓的「國際寫作計畫」塑造出美國的自由民主形象,已深得楊逵認可,甚至讓他表達出想要將東海花園打造成可供作家寫作的文化村,「就像愛荷華!」(註3)。事實上,美國的自由民主形象皆以深植於愛荷華交流作家的心中。繼楊逵之後,在台灣因被捕入獄而無法照原訂計畫來訪的陳映真也來到了愛荷華。陳映真的一句「真過癮,不必左顧右盼」(註4,直白地為我們道出了他感受到的美國自由民主雰圍。

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美國的自由民主形象其實只表現於政治面,別忘了她還具備了資本主義帝國的身分。研究者黎亞彬曾經指出,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以壓制人民經濟上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才能得以發展;而如果沒有經濟上的自由與民主,就不會有真正政治上的自由與民主(註5)。因此,即使美國在政治上展現了自由民主形象,但她的經濟殖民帝國身分不具備經濟上的自由民主性,無法算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不過顯然地,接受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屬於冷戰時代下的美援文藝體制一環「國際寫作計畫」,似乎已成功地打造出美國的自由民主形象。就像楊逵,看到的似乎也只是美國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形象。然而我們應質疑的是,楊逵始終是一位為生活所困的無產階級作家,不論在戰前或戰後都具有階級意識觀點,理應能夠敏銳地嗅出美國不欲人知的那一面。如果楊逵已然察覺卻不說出,表示在言論不自由的1982年,施加在他身上的國家文藝體制壓力仍然十分龐大;反過來說,如果連楊逵都無法察覺美國的自由民主假面,表示美援文藝體制的宣傳效果太過成功了。

 

1:許惠碧筆記臺灣新文學的精神所在談我的一些經驗和看法《文季》1.11983.2。引自 《楊逵全集》第14卷 資料卷,頁38

2《三輩子》,頁433

3《三輩子》,頁437

4:《三輩子》,頁442

5黎亞彬資本主義制度是公正、平等、自由的嗎?〉,《The Glocal》,香港國際關係研究學會,2014.3.29

 

 

 

2014-12-05 AM 5:04
2 年 10 個月 前
「自由的」美國
政大台文所 趙弘毅

這次的閱讀材料中,我覺得最有趣的是〈臺灣文學的世界性〉。楊青矗這本訪談錄出版於八〇年代,已在台灣解嚴前夕,言論空間較諸五、六〇年代已相對寬闊。因此,旅美的李歐梵、非馬與來自台灣的向陽,已經能在海外公然肯定鄉土文學的現實關懷。李歐梵甚且論及台灣作家創作政治小說的可能性,並鼓勵作家應該「要有勇氣去衝過檢察官」,這是對國家文藝體制的公然挑戰。
即便如此,在這篇五位作家的對談記錄中,我們也未看見這群作家在回顧過往的台灣文學時,檢討國家文藝體制對創作造成的戕害。他們觀察到黨外運動使台灣作家逐漸「覺醒」,也對政治小說多有期待,然而,當期待台灣作家有強烈的社會關懷成為此次對談共識時,導致過往台灣文學缺乏社會關懷的成因卻未獲討論。他們指出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缺乏思想內涵,批評當代台灣作家缺乏現實關懷而沈迷於風花雪月,但這種對「國家」、「社會」關懷的再三強調,一方面遮蔽了台灣女性文學瑣碎美學的成就,一方面也忽略了文學生產與美學典律塑造的政治性因素——特別是戒嚴時期國家機器軟硬兼施的思想控制。
當然,這樣的批評對他們來說或許過為嚴苛,但身在「美國」的這群人,應該已經算是能暢所欲言了。在台灣尚未戒嚴的時期,「美國」不僅提供言論自由的環境,更重要的是,各類言論能在這樣的環境裡交流。除卻在美國工作的李歐梵、許達然、非馬,楊青矗與向陽恐怕是第一次與如此大量的各國作家接觸。在〈臺灣文學的世界性〉的訪談錄中,李歐梵分享他的外國文學觀察,對楊青矗而言,恐怕是此番赴美大開文學眼界的刺激。這大概是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寫作計劃」對身處戒嚴環境的台灣作家,最為關鍵的吸引力與影響力所在。即便這個寫作計劃實際上是美國文化冷戰的手段之一,中情局也提供資金補助,讓「寫作計劃」蒙上強烈的政治陰影,但美援文藝體制無論如何還是比國家文藝體制柔性太多,在愛荷華,作家能接觸更多元的知識、觀念、作品,並獲得開闊許多的創作空間。
觀察因「國際作家寫作計劃」與「作家工作坊」赴美的中文作家,台灣方面,幾乎都是已在台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字。倘若,這個訪問計劃果真對台灣文學的發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我會好奇,這些作家在交換時、交換結束初期的創作有哪些?我們似乎可以針對時間上看似直接相關的作品稍作爬梳,進而對美援文藝體制有更具體的把握?
2014-12-05 AM 1:09
2 年 10 個月 前
解讀聶華苓的個人生命史  金 瑾

   在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中,聶華苓被放置在相當高的位置。除了她的女性意識之外,陳芳明更將國族意識、現代主義形式的消極抵抗納入。或許正如本周閱讀論文〈流亡與回望〉一文所言,聶華苓的小說筆觸中處處充滿了離散與家國的意識,筆下的腳色始終游移在父權體制和各國家之間。然而,在閱讀《三輩子》的過程中,我不禁去思考:要用什麼樣的角度去解讀個人生命史才是恰當的呢?

  聶華苓曾在《自由中國》雜誌社工作,在經營文藝欄的時候醞釀些許文藝自由的氛圍,相較於當時制式化的反共作品來說的確是相當引人注目。而後來的雷震事件也使得聶華苓成為了國民政府迫害的對象,在社會上被層層監視,為免造成親友間的困擾甚至深居簡出。後來結識丈夫,並移居到美國之後,才開始愛荷華寫作班的計畫。她在兩個龐大體制的游移,也象徵了國民黨和美國勢力兩方的矛盾,現在來看,聶華苓與美國勢力的關係需要被檢視與說明清楚的,但當時聶華苓的際遇或許可以成為一個時代的借鏡。

  聶華苓始終自認為不關心政治、對政治冷感,可是對於在那個時代生活的人來說,政治即是生活,總是會找上門來。處處不碰政治的態度,恰恰可以說明聶華苓對於政治本身的敏感與害怕,這正是最政治性的反應。雖然在政治面上有些

迴避,不可否認的是聶華苓的始終是一個勇敢面對困境的女人,從她離婚、主事《自由中國》中可以窺探一二。《三輩子》中許多細膩的描寫也反映出聶華苓自己對於生活中對政治的敏銳觀察,從父親的角色、到對於學生生活的描寫等,但在閱讀關於愛荷華寫作班相關敘事的時候,卻讓我感到有些困惑。

  在愛荷華相關的文章中,多半是以愛情作為敘述主軸──她和第二任丈夫安格爾的生活點滴,反而穿插其中的是許多作家前往愛荷華寫作班的小片段。而由於她本身自認為對於政治應該要採取絕緣的態度,使得與她來往的作家得以不過問立場、國族認同,以作品相會,於是愛荷華寫作班成了國共兩方皆相當抗拒。曾經短暫受過白色恐怖迫害的她相當能體會兩方所加諸的政治迫害,而美國勢力在當時反而成為她得以保有一片小天地的依據,在閱讀《三輩子》的過程中這點最令我感到有趣。

2014-12-05 AM 12:51
2 年 10 個月 前
 都離不開一個「外」字?──文學的聶華苓、政治的聶華苓  彭玉萍

 

比對瘂弦1968年〈聶華苓訪問記──介紹「國際作家工作室」〉與楊青矗1986年〈不是故鄉的故鄉──訪問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兩文對於愛荷華寫作計畫的具體細節有很具體的訪問紀錄留下。但聶華苓的《三輩子》自傳回憶錄中,第三輩子「紅樓」愛荷華的經驗與安格爾,幾乎佔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篇幅,但卻從未細談,或者連側擊寫作計畫的成立都沒有,宛如寫作計畫的推動是非常順利且沒有外力的介入。但其實自1943年安格爾接掌「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而1967年聶華苓鼓舞安格爾共同創立「國際寫作計畫」,此計畫的擴大與定型則是聶華苓所促成,但《三輩子》中著重的僅是寫作計畫中與各國作家接洽、訪問、交流的種種過程。

 

不解的是聶華苓或將功勞歸給安格爾「獵狗聞得出肉骨頭,我聞得出才華」,而自己反在回憶錄中著重於:寫作計畫下人際交往下的精神故事與生命創傷。雖說這是回憶錄抒情的基本性質,但寫作計畫佔有聶華苓重要的人生段落,且終歸是「家」(紅樓)的所在。無疑的,這樣的文本縫隙,晚年的聶華苓仍舊為自己安置在「情」的位置,即使政治從未駛離。再者,《三輩子》也透視出作家聶華苓特定的時代性,她並不直接觸碰外部政治,卻仍極力透過一些寫作技巧說出人的真相,例如雷震被抓,胡適閃爍其詞,無法相救,司機老瞿被特務收買,遭車禍滅口,而會計劉子英誣陷罪名;或者聶家一家與殷海光的情誼,殷海光遭特務精神折磨而抑鬱等過程,似乎聶華苓晚年仍掛心於這些影響她至深的英雄。聶華苓為其平反與喊冤,甚至附錄上老瞿、劉子英、雷震與殷海光等人的信件,可以說聶華苓重現這些人情、人的真相,並非僅是她不想廢黜她的英雄,而更是這群人代表的是他/她們那一代人,流亡、「自由中國」的那一代人。而聶華苓寫她爺爺的ㄚ嬛真君,在新中國被組織安排生活、嫁給其他模範工人;寫她二哥下放勞改,死後只有黃土墳與「聶華棣」的小牌子;寫她和安格爾去波蘭集中營參觀,曾被關在集中營的波蘭詩人馬瑞克說:「以前我在這集中營,看見瞭望台的納粹,認為他們是勝利者。現在我站在這瞭望台上並沒有勝利的感覺。」道盡戰爭之下,人人都是輸家的悲痛。

 

在回憶錄中,聶華苓記敘她和安格爾的相處「我們也喜歡談話。舊事,新事,人事,世事,國事,家事,公事,閒事,文墨事,無所不談。」她所記敘的回憶錄,即使是過去的政治現實,在她的筆下也往往是缺席的現象,但她實則已經判別、品評了人生,這點是相當值得尊敬的。我們藉以理解聶華苓花果飄零,流亡在外卻含括在內的自我書寫意義,揭示了冷戰不僅是圍堵、霸權的整合話語、龐大的政治敘述,更是紛雜且綿延的冷戰遺緒,包括中國內戰、台灣第三世界的政治現實、國際(德國納粹、猶太、西德東德、波蘭、巴勒斯坦、亞洲等等)戰爭遺緒與戰後處理、西化知識份子的反省等等問題。但無疑的,聶華苓無法直視政治,當然包括佔有她人生最大段落的愛荷華寫作計畫的政治性,聶華苓間接且有所揀選、著重的強調文化交流、友朋人情、文藝、納粹、文革等現實傷痕,宛如文學為名的交流之下,外圍更為巨大的兩強意識形態交鋒的外部文本全然不在的現實處境。

 

身處於海外且西化的聶華苓,雖堅持使用華文寫作,但她英譯中很多美國文學,諸如中譯本《德莫福夫人》、《美國小說選》在台灣出版,《德莫福夫人》、《美國小說選》在中國出版;而且也與安格爾合編世界文學作品,包括南韓詩選、中國詩選、俄羅斯詩選等等,透過愛荷華大學出版社在美國出版。這些一連串的文學活動,聶華苓與安格爾都扮演著一種冷戰局勢下,知識對口、轉譯窗口的位置,但究中,聶華苓在思考自身的時代處境與文學表徵之下,此一永遠的「外」者,是否在海外的美國大陸是否有思考到台灣,早已在這些美其名文化交流的活動中,崁入西方文化的殖民歷史中,聶華苓以中文書寫,但她是否有界定自身、知識主體性,抑或在文學現代性與現代知識系統中,無條件的接受了西方?

2014-12-05 AM 12:27
2 年 10 個月 前
 愛荷華寫作計畫、台灣作家與世界

王品涵



 
按《三輩子》中的描述,由安格爾與聶華苓主導的「愛荷華寫作計畫」,原先未必具政治意味考量,然而,當國際因素加入之後,透過金錢的流動,政治因素也悄悄潛入其中。「國際作家工作坊」既受美新處與外圍基金會資助,則其邀請之作家,若未曾經「審查」,至少也獲「同意」,方得成行。然而,除了贊助與可能存在的前行審查外,美新處是否有更具體的作為,去試圖影響這些獲邀的作家?又或者,「國際作家工作坊」是否存在著彼此相合、隨意聚散的次團體,在交流切磋之下,形成一隱藏於作家作品之中的印記伏流?又或者,曾有愛荷華經驗的作家們,其文學觀是否有因此經驗而改變?閱讀《三輩子》,可知愛荷華作為一個平台,令中港台作家,乃至於台灣作家與世界作家有所連結。然而此一連結的切實面貌,卻有賴更多的回憶錄或是史料方能細密構成。而「國際作家工作坊」除了讓台灣作家「過鹹水」,有了留洋的名聲之外,又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令「世界」看見「台灣」?(或者其實並沒有看見?)其與「愛荷華作家工作坊」之間,是否具有更緊密的連結,亦是可供進一步查考的焦點。此外,工作坊如何決定那些作家是參訪身分,哪些作家又可獲得碩士學位,其間的考量為何?亦頗耐人尋味。
2014-12-05 AM 12:10
2 年 10 個月 前
聶華苓與「國際寫作計畫」

碩一 蔡寬義 / 103049503

1971年與美國詩人安格爾(Paul Engle)結為連理的聶華苓,是在1963年安格爾獲得洛克斐勒基金會的贊助,訪問亞洲的作家,在台灣結識的。早在1941年安格爾就接掌設於美國愛荷華州的「作家創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直到1966年退休,當時主要邀請的作家是美國的年輕作家,修完兩年文學創作課程後,就頒給碩士學位。台灣的余光中、葉維廉、白先勇、王文興和歐陽子等,都獲得IWW的學位。(據說余光中並未修滿兩年的課,一樣取得學位)。

安格爾是愛荷華「作家創作坊」的第二任Director,這個 「作家創作坊」早在1936年就開始,如果要追朔其源頭,應自1897年就開始在愛荷華大學內有Writers’ Workshop。其實在美國,設Writers’ Workshop 並非僅僅愛荷華大學才有。Iowa Writers’ Workshop 之所以在台灣文學界有所知名度,除了上述五位作家參加外,主要還是因為1967年聶華苓與安格爾共創的「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所持續邀請的國際作家,尤其是台灣的,以及其財務來源而值得我們去探索。

根據美國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學院的艾力克‧班尼特教授(Eric Bennett),2014年2月10日投稿在《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文章顯示的,安格爾和聶華苓創辦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的經費是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法菲德基金會(Farfield Foundation)。此外尚有中央情報局的另一外圍組織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洛克斐勒基金會和美國國務院等均有財務支援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贊助經費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因為在「海外所推動的秘密戰爭包羅萬象,應有盡有,現在最拿手的是利用無人飛機炸射恐怖分子。」難怪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會被強烈質疑,「也許是惡名昭彰的中情局所作的最有價值的文化投資」。

根據聶華苓《三輩子》的記載,1961年至2010年參加愛荷華州的「作家創作坊」及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的中文作家就多達109人,其中來自台灣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被聶華苓認為是佼佼者的作家有瘂弦、鄭愁予、商禽、陳映真、柏楊、張香華、張大春、高信疆、楊逵、楊青矗、王拓、七等生、李昂、駱以軍等,至於這幾位作家如何是「佼佼者」,是值得我們後續追索的。

上述艾力克‧班尼特教授(Eric Bennett)的投稿,其實是為他的新著《The Cold War, Workshops of Empire》(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出版)打廣告。對於冷戰時期,美國中央情報局到底如何運用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從事文化活動,這不但是台灣文學界亟欲探索的事,就連美國學界,尤其曾經參加過愛荷華「作家創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的美國作家都想知道其內幕。2014年2月17日就有一位參加過的作家Eric Olsen以《How Iowa Flattened Lit --- Not!》一文表達不同意艾力克‧班尼特教授(Eric Bennett)的諸多論點,例如,去參加愛荷華「作家創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的作家都拿到錢,而他自己第一年是沒有拿到任何補助的,第二年確有拿到些許,但為數很少,他不同意艾力克‧班尼特教授(Eric Bennett)的說法「Yet what drew writers to Iowa was not the innate splendor of a spontaneously good idea. What drew writers to Iowa is what draws writers anywhere: money and hype, which tend to be less spontaneous than ideas」,簡言之,艾力克‧班尼特教授(Eric Bennett)認為作家去「作家創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是因為錢與宣傳果效。 當然,這位異議的作家 Eric Olsen 不是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的,可能有所不知。40箱安格爾在愛荷華的檔案,應該會告訴世人更多的內幕。

至於台灣去參加過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的作家,對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的參加心得或課外所知,或所形朔的美學,應該是我未來想繼續探索的。如果能親往美國愛荷華州的愛荷華大學圖書館目睹檔案及研究,應當更為值得,企盼未來有機會。
2014-12-04 PM 9:28
2 年 10 個月 前
台研教碩一
黃炳彰
愛荷華去來

本週閱讀聶華苓《三輩子》及相關論文,令我們窺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的運作內幕,在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崇高榮譽背後,是隱蔽的冷戰情勢、國際政治權力的角力與干預。這樣的揭露,無疑提供予我們重新檢視近代台灣文學進展的事實真貌,愛荷華去來,過一趟鹽水,這些台灣作家今日都成為經典,所引領的美學典範至今仍干預著台灣文學的大小角落,大至學院、文學獎,小至中學語文教材比比皆是。
無可厚非,美國終是國黨戰後最忠實的夥伴,愛荷華強勁的臂彎,隻手拎起了一個個冷戰時期台灣左派右派的作家,使之跳出國黨的壓制,得以在愛荷華河畔讓思想自由地馳騁,無須擔憂受到監控。愛荷華播下了台灣的「文學種子」,這幾顆種子究竟涵育著什麼樣的內容?是否完全合乎西方陣營期許的自由、民主以及西方認可的進步美學價值?這些「文學種子」是否亦隱含作家的能動性?
有趣的是,林孟姿的碩論提到:「離散一詞源自希臘字根diasperien,dia-表示『跨越』,而-sperien則是『散播種子』的意思。」(1)聶華苓《三輩子》自傳性的創作,帶領我們進入其流亡的離散記憶之中,聶一生的離散經驗與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竟巧合地與「離散」的字源雙關了起來,姑不論聶及其夫婿安格爾是否意圖參與冷戰下的政治文藝組織計劃,無涉政治的聶華苓一生無疑與政治緊密結合,這點確實符合美國以隱蔽的方式營造出「自由開放」、「兼容並蓄」的形象,即便如陳映真、向陽、吳晟等作家,在愛荷華去來之後更加確定本土的經營方向,我推想,這仍舊在湯姆大叔縝密的國安計畫預測的範疇之中。
多年後的我們理當理解、感念愛荷華及其來去的諸多文學大師為我們鑄下豐富的許多頁面,但是否我們亦能剖析其中的政治脈絡並反思今日台灣文學的美學品味,在當年,不談政治的其實是政治的化身,談政治的被屏除到無人小島或監禁的斗室之中,有的仍執筆直書,有的則被迫默然噤聲,今日,我們能否也還他們一個公道,在反思主流的文學品味要帶我們到哪裡去的時候,是否也能允許粗野的、沒過過鹽水只和泥巴的聲音再現諸世人呢?

參考資料:
1. 林孟姿,〈流亡與回望:以聶華苓《三輩子》的離散記憶與歷史經驗為中心〉,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7,頁12。
2014-12-04 PM 5:07
2 年 10 個月 前


愛荷華寫作計劃與台灣作家


 

碩三    何欣怡
 

      從楊青矗的〈不是故鄉的故鄉——訪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與聶華苓〉一文,我們得以一窺愛荷華寫作計劃的實際運作。聶華苓道:「大部份的作家都由國際新聞交流總署邀請,在各國叫做美國新聞處,我們推薦人選由他們同意,他們也推薦當地作家給我們,等到雙方同意後,交流總署就付所有的費用,包括生活費、書籍費,國內國外的旅費,都由他們負擔。」(頁390)由這段文字可知,愛荷華寫作計劃雖然在實務上由聶華苓夫婦主導,且部分款項也是由他們募捐而來,但在計劃的運作上,各國的美新處也參與其中。這讓我不禁思考到幾個問題,其一,若美新處在實務上介入愛荷華寫作計劃,那麼對於整個計劃有何影響性?再者,在美新處介入的情況下,聶華苓夫婦是如何在官方與自我的意見上取得平衡(堅持或妥協),而這種平衡與受邀請作家的互動上有何種關係?

      在楊青矗的訪談稿中,安格爾特別提到部分的經費來源是由募捐而來,並舉出相關例子,如約翰迪爾農具公司、洛克菲勒基金會,以及部分的私人捐款。值得注意地,安格爾同時也表示,他們用募捐而來的經費,邀請一些交流總署沒有邀請,而他們認為值得邀請的作家。其中,還特別提到沒有邦交的台灣作家。也就是說,聶華苓夫婦在國際新聞交流總署推薦的邀請人以外,還以募捐的方式邀請部分自己欣賞的寫作者。以此推斷,官方認為值得邀訪的作家,與聶華苓夫婦不見得完全吻合。雖然聶華苓在訪談搞中表示,推薦的作家人選是由雙方同意,但我認為似乎仍有再三商榷之處。若挖掘當時的相關文件往來,或許更能進一步探究聶華苓夫婦與官方交涉的實際情形。儘管如此,訪談稿中提到以募款的方式邀請非官方推薦的作家,似乎可視為聶華苓夫婦在配合官方運作的情況下,所保持的能動性。(儘管最後仍需經過官方同意,但交涉過程中的堅持,或許仍保有其主體性)。

      在聶華苓的《三輩子》中,〈踽踽獨行——陳映真,一九八三〉一篇,述及邀請陳映真訪愛荷華的過程。作者表示,早在一九六八年便邀請陳映真到愛荷華,但因陳映真受牢獄之災,而使得邀訪未能成行。直至一九八三年,在台灣當局一再施壓之下,透過海外作家學者的聲援,陳映真的愛荷華之旅才得以真正成行。在本篇中,讀者可見聶華苓夫婦與陳映真交流的真情摯性。陳光興的〈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瘋子/精神病篇〉提到,陳映真在1983年於愛荷華訪問期間,接觸到第三世界國家的作家,並開始接觸第三世界的文學與電影。(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瘋子/精神病篇〉,《台灣社會研究》,782010.06,頁215-268。)將陳光興的此段論述對照《三輩子》一書,陳映真的確在1983年的訪美之行中,與部分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寫作者有密切的接觸。再觀察聶華苓在《三輩子》中與邀訪寫作者的互動,筆者認為聶氏似乎與較具社會性的寫作者相處上更為契合。就拿《三輩子》一書來說,作者在台灣作家的篇幅上,給予楊逵、陳映真、柏楊等獨立的篇章,很明顯地,可見作者個人的偏好與喜愛。再舉一例,筆者關注的作家七等生,在《三輩子》一書中,聶華苓僅寫到一句:「七等生風流去了。」(頁441)由此可見,儘管愛荷華寫作計劃所邀訪的寫作者眾多,但在寫作者們互動良好的種種「逸事」之中,似乎仍有細微之處值得探究。再者,相較於陳映真於此趟訪愛荷華之行中,再次確立其第三世界觀,乃至影響其往後的書寫題材與風格。對比之下,愛荷華之行對於七等生的影響似乎便沒有如此之大。筆者翻閱《七等生全集》,雖有「愛荷華行旅」等篇章(〈中國文學討論會講辭〉與三首抒情詩,收錄於全集之《重回沙河》),但似乎罕見愛荷華之行對其思想上的重大啟發。

      由聶華苓與安格爾主導的「愛荷華寫作計劃」,讓左右派的寫作者齊聚一堂。就官方立場而言,國際新聞交流總署或多或少都有著展示美國民主、自由、開放等面向的意圖。也或許在左右派作家的交流下,企圖將美國的右派思維灌輸給部分左翼作家。然而,就以陳映真為例,其在此行中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寫作者之交流,似乎更加確立了自己的左派立場。我想,這恐怕是美國官方出乎意料之外的結果吧。


2014-12-03 PM 1:19
2 年 10 個月 前
     聶華苓說:「大部分的作家都由國際新聞交流總署邀請,在各國叫做美國新聞處,我們推薦人選由他們同意,他們也推薦當地作家給我們,等到雙方同意後,交流總署就付所有的費用,包括生活費、書籍費,國內國外的旅費,都由他們負擔」。(見楊青矗訪談紀錄)
   林博文的〈中情局的帝國寫作坊〉一文則言:「詩人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與他的第二任妻子聶華苓於1967年成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時,中情局的外圍組織法非爾德(Farfield)基金會,即向他們提供一筆成立經費。中情局的另一個外圍組織亞洲基金會亦給了不少錢」。(2014.11.12,時論廣場)
   如今,我們視愛荷華(Iowa)大學「國際寫作計畫」,或更早的「作家工作坊」,乃是冷戰時期台灣作家得以突破戒嚴封鎖,吐納自由文學風氣的重要平台,無論左派右派作家都曾受邀參訪或攻讀學位(陳映真、柏楊、吳晟等曾參訪,白先勇、王文興、鄭愁予、余光中、瘂弦等獲碩士學位),誠可謂聶華苓、安格爾、美新處所串連起的一道冷戰時期殊異的文學風景。這算不算是播下了「文學種子」?讓關乎創作自由、民主理念、西方美學等諸物,悄然無言地各容檢取,其成效究竟如何?
   至於聶華苓本身的「流亡作家」色彩,以及夫婿安格爾的「冷戰鬥士」形象,他們主動參與帝國資助的冷戰文藝組織,我們如何能夠區別「創作」與「行動」的差異性質而進行討論?又或者,這兩者間本就難以兩分?特別是文學的聶華苓吾人熟知,但政治的聶華苓則探討無多,我們無意褻瀆前輩崇高之文學精神,但亦必需對冷戰文藝理念與行動再求理解。
   當年播下的文學種子究竟「收成」如何?這受美新處資助的冷戰文藝體制,及半世紀以來數千位的各國作家,等待我們開始慢慢探詢。
2014-12-03 AM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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