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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平台 / 課程討論 / 美援文藝體制與台港文學(2014秋季班) / 僑教、僑生作家與美援文藝體制(第十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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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9 個月 前
僑生制度及其遺緒
弘毅

對我而言,「僑生」是一個讓人感到親切的關鍵詞。在我就讀台大中文系期間,班上便有許多僑生同學,他們與本地生一同學習、生活,有些甚至與我至今仍維持挺好的交情。因此,當我試著從美援文藝體制的框架閱讀李永平時,眼前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僑生」此一源於冷戰的政治—教育制度,其影響力是否可能跨越這堂課數週來所聚焦的五、六〇年代,在文學領域留下長遠且顯著的遺緒?
畢竟,僑生制度並未隨著美援終止、戒嚴解除、美蘇冷戰結束而落幕,持續在我的求學生涯裡發揮影響力。透過黃錦樹對李永平作品近乎總覽的評論,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馬華僑生的特殊身份/位置,使得政治與歷史在李永平身上產生的力道,絕不僅僅是「華人在馬」的族群歷史與區域地理便足以透徹詮釋,而應當擺在國共內戰與美蘇對峙的架構下,方能結構性的指出民國—台灣何以成為「文化中國」的代理並對李永平產生吸引力。此般歷史與政治錯綜交織的因由,遂成為李永平至今創作的命題根底,從1968年的〈拉子婦〉一路延續到21世紀的《大河盡頭》。
建忠老師提醒我們注意王德威的「後遺民」觀點,我認為,倘若將眷村作家群與李永平等馬華作家並置,會是很有意思的對照。他們對「文化中國」的深信不疑是來自相同的脈絡嗎?眷村子弟主要受到「國共內戰」以後,國民政府一貫的反共、黨國教育洗禮,因而在歷史進程裡逐步被排擠至台灣邊緣而成為「後遺民」;相較之下,在馬華人的中國認同恐怕更迫不得已,並且在特殊的政治—教育制度下獲得(原先以為是救贖的)來臺機會,因而更適合擺在「美蘇對峙」的框架底下來檢視。據此,令我好奇的是,倘若華人族群在馬來亞的特殊位置與冷戰結構是兩個平行的框架,只是在世界史上有了意外的部分交疊,那麼,金進文中論及的「第三階段」旅台馬華作家的表現,是否足堪作為有趣的對照?
倘若要提出個案,將問題說得清楚些,我想問的會是:陳大為的詩作主題,以及他與鍾怡雯散文的美學傾向,是否都可以擺在對「文化中國」的嚮往來理解?而此「文化中國」的文學典範,是否正是延續了美援文藝體制替馬華作家群建構的民國—台灣—中國之系譜?
2014-12-19 AM 1:01
2 年 9 個月 前
 李永平純正中文的思考 

 

李永平的創作史自台大外文系就讀而展開,其與王文興、顏元叔等師長的交往影響到創作,倘使結合張誦聖指出,台大外文系一如美國新聞處、愛荷華創作班、耕莘文教院等單位,乃是歐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台灣現代主義文藝的主要路徑和管道,與冷戰地緣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便可知台大外文系在六○年代之後因著這一批自美國留學返台的教授顏元叔等人的課程改革,逐步將研究、創作和教學,乃至學術建置,都朝向一種西方的,尤其是美國新批評的現代化下走去。這些外部文本展示出李永平身受僑教政策而來台之後的學院教養,無疑的,李永平婆羅洲南洋的故鄉、民國/中國的家國文化放在台灣,有些離地脈絡,卻又相對的貼合於國民黨政府流亡來台的自由中國論述。奇妙的是,離散的中國想像,之於國民政府與李永平,竟又有些共同之處,但我們究竟如何將他的美學與冷戰的外部文本結合看待?

 

筆者並不單單以封閉的文本看李永平這個個案,他去美國留學,受西方文學影響,他的小說形式、敘事其實很西化;他批判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例如《海東青》的日本人、〈望鄉〉裡日本人對慰安婦的迫害,這是很直白的批判,但對於西方、西化的批判,反而用一種較為隱藏的方式,令人印象深刻的《吉陵春秋》,在表達中國的因果循環觀念,因果循環指涉的不只是文本中的道德觀,甚至文本的時間觀、結構安排也是如此。這裡筆者想說的是:這樣的結構與形式(文字語言)仿佛相當極具中國的文化意義,如同《吉陵春秋》的二版序言,有段很有意思的自白:「當初寫作這部作品時,自以為在文字上所努力的,是對台灣文化界目前流行的那一類惡性美國化的中文,以及東洋風,表示一種反動和糾正的態度。……台北溽暑市囂中從事這一項推敲吟哦的苦事,作者一片衷心,為的還是中國文字的純潔和尊嚴。」李永平他以現代主義的手法,寫中國式的時間觀,非常中國式的命題,這樣一種抑鬱、執著維持一種純粹、無瑕的文體,不正是他們中國→南洋→台灣的浪子們僑居的軌跡裡,企求在台灣尋求中國的慾望出口,以至於李永平七○年代留美回台,看到此一文體、文化想像的質變、駁雜、不純,才跳出來大聲疾呼嘛!也或許此舉並非是要反西化,而就中只是文學的民族主義而已。

2014-12-19 AM 12:38
2 年 9 個月 前
流亡中的流亡?
台研教碩一炳彰

大姊夫就是印尼華僑第三代,像李永平一樣來台灣求學,不同的是他學成後帶走了空姐大姊回到印尼經商,親友甚少稱許這樁婚姻,幸好姊夫事業尚可,蜚語長短也就逐漸消弭。雖然我早知僑教攸關政治,但直至今日才明白僑教曾屬美援的一部分,即使美援終止後,特殊的「僑教文化」仍在台持續著,大姊夫即如是,大學時的幾位僑生同學亦如是,而我從未花些心思去理解他們,也不認為這是需要的,這些從來不曾為我構成問題,但為何我會形塑出這樣的心態呢?今日閱讀李永平迫使我停下步伐來思索,思索著僑教以及移民、流亡種種。
我們本自顧不暇地在處理我們流亡的課題,無論是從明季來的、受日本殖民的、遭共黨追擊的、被國黨壓迫的,關於國與族間的,甚或是性別與意識間的,至今仍然還在試圖理出頭緒中,然而,過去卻有一批人像是朝聖般的〈或說如古之向天朝上國朝貢〉,湧向這個流亡之地,並在這流亡之地進行流亡中的流亡?這樣複雜的錯置實際上包含了具體肉身的流亡以及精神世界的心靈流亡。
  李永平的《拉子婦》、《吉陵春秋》、《海東青》、《朱鴒漫遊仙境》、《雨雪霏霏》以至於近年出版的《大河盡頭》,可說是南洋華人的精神流亡史縮影,他們終其一生都在尋找他們的文化母國中國,但在現實中,無論是共產中國或國黨台灣他們都找不到,因為他們心目中的文化中國是被創造出來的,而且是在冷戰體制之下由美國主導建構出來的,於是他們只好轉入自我想像中的文化中國,或是屈從於妥協並且再度流亡於現實之外。
在〈拉子婦〉一篇中,拉子婦不見容於移民/流亡的南洋中國人,是否南洋中國人來到台灣,亦不見容於今日之「台灣人」?今日之「台灣人」又能見容於何處何地?始終因著流亡而處於外緣角色的李永平,有著難以言喻的歷史原罪──他是移民/流亡的南洋中國人,同時也指涉出「台灣人」因循不已的原罪。即便諸多馬華作家最終於台灣落籍生根了,但筆者以為其精神流亡仍將不得不地持續下去,不會有解。
2014-12-19 AM 12:28
2 年 9 個月 前
婆羅洲、台灣與中國,何處是歸鄉? ──李永平《李永平自選集》、《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大河盡頭,上卷、下卷》讀後 碩一 蔡寬義 / 103049503 第一次知道李永得先生,是我尚未進台灣文學的教育體制之前。2008年,從中國時報的書卷版偶然閱讀到一位馬來西亞的作家寫淡水河的故事情節,卻有婆羅洲第一大河,卡布雅斯河的情懷;原來作者李永平先生是生長於婆羅洲(我發現他與我同年生,也同年到台北,只是他來台北唸書,我是來台北服兵役),1967年(20歲)離鄉背井來台灣唸台大外文系,1976年又赴美深造,1982年修得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及聖路易華盛頓比較文學博士後,並未回去婆羅洲,而是在台灣任教於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至1987年。 我當時看到的李永平先生的著作是兩本厚厚的《大河盡頭上、下卷》,我以為作家是要寫他回到婆羅洲,他的出生地(20年青少年生活的故鄉)的源頭,但再細讀,卻發現他的大河其實在台灣,而大河的盡頭則是文學。 是何種狀況造就了一個出生於婆羅洲的青年,以華僑的身分來台灣受教育,在來台的三年前(1964)就以《婆羅洲之子》獲得婆羅洲文化局的徵文活動首獎,顯見作者當時的身分認同是婆羅洲之子。而在台受教育時其的國家認同卻轉而為《吉陵春秋》的中國?可是,閱讀李永平先生的《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卻清晰地看到青少年在婆羅洲長大的兒童李永平躍然紙上。 分析李永平先生的文學年表,就出版量而言,翻譯的作品並不亞於自行創作的文本,顯見在台灣的教育、留美進修與回台任教於大學是李永平先生主要文學成就的溫床。而從其創作的故事空間與人物活動,婆羅洲與台灣則不相上下。 那麼,李永平是台灣文學的作家或是馬華文學的作家呢?從他的作品內容及生活地域來說,應該既是台灣文學作家亦是馬華文學作家。若從他的出生地婆羅洲來看,他的書寫顯然是離散文學的作品,若從台灣的視角而言,李永平的作品則是不同於二戰敗戰轉進台灣的中國作家們的另類移民文學之作。 二戰後的台灣,在美援文藝體制與國民黨執政的華僑教育政策下,有無數的南洋華僑青年來到台灣,再續中國源流文化,李永平先生亦曾在作品中以中國為心靈的祖國,但冷戰結束後的台灣,任教或寫作於台灣的李永平教授,台灣已然成為其不是家鄉的家鄉。在美國基於反共政策資助東南亞華人赴台留學的栽培下,加上時局的變化,李永平先生的文學成就,或可說是美援政策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佐證之一吧。
2014-12-18 PM 11:57
2 年 9 個月 前
 馬華文學中的族群認同與現實

                              金

 

  《辶日》是李永平的自選集,裡面收錄了他1968年到2002年間的作品,時間長達34年。從第一篇〈拉子婦〉,到最後的〈望鄉〉,都相當深刻地表達在馬華人的生活種種。一開始以孩童的眼光描寫在「異地」生活的「唐人」家族,許多牽涉到複雜的族群關係、歸屬認同等等現象,被天真地描繪出來,反而更突顯馬華社會中的矛盾與衝突。而後來逐年轉換其視野與切入手段,原先樸實的情感呈現出較微結構性質的社會面貌,到了後期醞釀了更多技巧進去烘托。作家到了後期已經將主角的內心以現代主義的技巧呈現,顯示出相當個人而又富結構性質的視野。

  馬華文學以及相關主題對我來說一直是處於一種茫然的理解狀態,那些關於認同焦慮、鄉土情感、文化傳承等等,這一些都是在閱讀之前,對於他們處境的種種猜測,而在讀《辶日》的過程中,發現這些臆想被落實在字裡行間中,令我感到相當憂心。眾所皆知李永平是台大外文系畢業,他求學的時候台灣正處於美援階段,冷戰時期的反共意識型態、台灣作為「正統中國」的形象不斷被傳輸自各地;加上國民黨政府一向與華僑關係良好(至今都是),這一連串催化了李永平其時能在台灣念書的結果。而這些理解讓我對於李永平筆下那些以現今來說算是可預期的書寫內容感到疑慮:這些作品放置在馬來西亞的場域裡,也會有讀者嗎?

  這樣的疑問或許就是馬來西亞華人必須要解決的自身處境,他們的國族認同、原鄉想像,與實際上的居住地之間糾葛頗深,而文化傳承方面也往往有他們所想像的樣子。如同李永平在書一開頭便說「謹以本書記念…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客家人,堅忍不拔、敬天法祖的傳統精神」,對於客家人身分的認同或許更強烈於國家意識。然而,他因台灣處於冷戰結構之下而有了作品被注目的機會,一方面或許反映了對台灣社會來說這一切透露著許多異國情調之故,幫助台灣更加鞏固自身文化中國的想像;而另一方面,作家或許也明白、並認真書寫這些所謂的「異國情調」,如此與體制相輔相成形成這一本自選集。

  書中的各篇章都透露出書寫其時台灣文壇的狀況,而現代主義後來成為小說的主軸,也與當時台大外文系的文學社群有相當大的關係。閱讀這本書,並搭配相關論文閱讀,發掘有一些時代的錯綜複雜值得深思與推敲。

2014-12-18 PM 11:53
2 年 9 個月 前
 拉子婦的登場-- 兩股美援文藝體制力量交會的成果

白春燕

出生於馬來西亞的李永平在台大就學時寫出了第一篇小說拉子婦〉,故事描寫馬來西亞原住民拉子嬸因與華人結婚而遭受種族岐視、以及馬來西亞華人面對民族認同時的困境。他憑這篇小說「贏得注意,從此創作不輟」(註1)。

李永平在台大外文系就讀時上過現代主義重要作家王文興的課,學習到細讀的技巧。他覺得可以用技巧來彌補中文程度不好的缺點,於是「用了兩個晚上來寫小說」寫出了拉子婦(註2。就這個層面來說,王文興算是拉子婦〉的幕後催生者。眾所周知,王文興在台大外文系畢業後,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研究,取得碩士學位。由艾力克賓內特(Eric Bennett)的考察可知,當時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主持的作家工作坊在資金方面與美國中情局有很深的關連(註3)。王文興之所以能夠到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取得學位,是拜美蘇冷戰時局下的美援文藝體制所賜

另一方面,拉子婦〉受到關注的起點是,當時台文外文系系主任顏元叔翻閱《大學新聞》時偶然看到土婦的血〉(〈拉子婦〉原名),覺得「題目蠻特別的」而注意到的(註4。這篇小說若發表在作者的出身地馬來西亞的話,就題目及題材而言,應不致於受到多大的注意;就因為是發表在台灣這個異鄉,它才顯得特別。而這篇小說之所以能夠在台灣登場,當然是因為李永平負笈台灣;再進一步說,李永平之所以會到台灣就讀,則是受到美國因其反共政策所進行的東南亞僑生教育資助計畫而形成的僑教文化之影響。也就是說,李永平因美援文藝體制裡的東南亞僑生教育資助計畫來到了台灣,並且受到曾經因美援文藝體制前往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洗禮的王文興之影響,進而創作了拉子婦〉。因此,開創李永平文學之路的拉子婦〉的登場,正是兩股美援文藝體制力量交會的成果。

 

1:王德威,原鄉想像,浪子文學〉,自由時報》。來源:http://old.ltn.com.tw/2003/new/aug/3/life/article-1.htm

2伍燕翎,施慧敏,浪遊者──李永平訪談錄〉,《星洲日報.文藝春秋》,2008.11.25。來源: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8440710/

3Eric Bennett, How Iowa Flattened Literatur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February 10, 2014.

4:同註2

2014-12-18 PM 9:54
2 年 9 個月 前
 閱讀李永平:性別與國族

美援文藝體制與台港文學

博一 婷婷

       在《辶日迌》一書中,李永平本著「將過去三十年的寫作經驗和心路歷程,尤其是文字風格的轉變好好梳理一番」(P.45)的態度,以自選集的方式,把過去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篇章逐一挑出,自成一冊。而在閱讀文本的同時,經由書前〈文字因緣〉一文的自傳性導讀,作家的真實生活經歷亦不時浮現眼前,順時序之流而下,形成了一種雙線交織的互文脈絡──即,從一開始的在台灣書寫南洋(〈第一輯:想我遠方的娘親〉,1968)、留美之際在紐約思考南洋(〈第二輯:長笙之死〉,1977)、返台後以台灣作為題材及故事背景(〈第三輯:見山非山〉,1992、〈第四輯:永恆的朱鴒〉,1994),到此後在台定居時,對於南洋故地的持續溯想(〈第五輯:那一輪火紅的婆羅洲落日〉,2002)。作家的關懷面向始終如一,自然不言而喻。

       而在對於肉體故鄉的「南洋」,以及精神、文化原鄉的「台灣」之書寫中,筆者發現,李永平的創作皆多以自我為中心,這不僅是因為文本中的主要敘事者均為男性,更因除第二輯之外,其餘作品的主人公,在生平及背景方面,與作者李永平皆多有相呼應、符合之處。當然,我們不能貿然將敘事者等同於作者,但文本本身具備著自傳性的色彩,這點卻是不爭的事實。李永平有太多事物想要訴說,因此,在流浪於婆羅洲、台灣與美國的過程中,他從「我」的角度出發,構思並書寫了一則又一則的故事──而這便意味著,若要上升至非「獨角戲」的文學創作之層次,在「我」之外,勢必仍需要「聆聽者」以及「被訴說者」兩方的存在。而無獨有偶地,兩者的角色皆由女性來擔任。

誠如王德威在〈原鄉想像,浪子文學〉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樣,李永平對於女性形象的書寫有其階段性變化,「這一女性最先以母親出現,到少婦,到少女,再到女孩」(P.12。前期書寫南洋的作品以「母親」、「少婦」形象為主,作為「被訴說者」的姿態來呈現,後期以台灣情境、婆羅洲回憶為題的文本則偏好於「少女」與「女孩」角色的描繪,且主要則擔任著敘事主體的「聆聽者」一職。究其特徵,無論是〈拉子婦〉裡自傲於華人血脈的男性家族與始終無法獲得合法婚姻地位的馬來女性、〈黑鴉與太陽〉的本地反抗軍與被侵犯的母親、〈萬福巷裡〉恣意實行性暴力的孫四房與不堪受辱的長笙,還是〈七蓬飛颺的髮絲〉中,那個面對著一整個父權社會的不友善的朱鴒,李永平皆通過性別的二元對立,去描繪、深化了善惡的兩極。如果說,文本是一個巨大的隱喻,那麼,辶日迌》裡的女性便在「被書寫者」與「聆聽者」的雙重身分之下,象徵著地域/國族的指向,諸如婆羅洲的「母親」、吉陵的「長笙」/「春紅」,以及台北的「朱鴒」,在此,「性別論述」便在綿密的交織與刻意的行文安排之中,與「國族書寫」互為表裡。

然而,二元對立的敘事策略與操作方式向來有其利弊,在深化意象、立場與思想的同時,性別的刻板印象、女性形象的單一與平面、字裡行間的沙文主義既有觀念,便也是文本/作者不得不承受之失敗。對此,黃春明將之解讀為「這世界本來就如此歪斜,性暴力性剝削自遠古以來就如此,有它殘酷的普遍性」(P.57-58),王德威則認為這是「不得已的後見之明,一種徒然的傷逝姿態」(P.12)。若說是僅為了彰顯「殘酷的普遍性」的話,那麼,李永平書寫之必要性與特殊性則需商榷,因只要翻開文學史,「性暴力性剝削」的題材和作品比比皆是,這樣說起來有點失禮,但若以文本的創新或思想深度來要求之,確實多他一篇不多。另外,與其說是「不得已的後見之明」或「憐惜愛慕之情」(P.12),倒不如說李永平是刻意以現實作為藍圖,創造出一個男(嫖客/軍人/危險者)女(妓女/弱者/被侵犯者)性別分野明顯,且對女性也明顯全然不友善的世界,從而,亦正當化了自己禁止作品中的女孩長大,又或是讓長大的女孩都步向死亡、墮落的書寫意圖。

文本種種,絕非「不得已」三字所能蔽之,因作者有其主體能動性,能自由擇取書寫的對象與方式,而真正「不得已」的,反而是已被書寫的人物。因此,我們不難觀察到,無論是前期文本中的受辱情節、或是後期書寫中鋪天蓋地的情色隱喻,女性永遠都只能是被蹂躪、傷害或拯救的對象──母親與長笙被強暴、春紅和孫四嫂成了無辜的刀下亡魂、張浵及亞星在教授群的意淫話語中被迫聆聽並成為慾望的具現體,而朱鴒,更在一干總是抓撫著胯下的男性旁觀之下,承受了具體的傷害,非自願地長大成人。重層疊加的現象絕非偶然,反而暴露了在文本中各式的性別暴力之外,男性作者對於筆下之女性角色也可能具有的語言/文字暴力,亦讓我們重新思考在美援僑教(雖美援止於1965年,而李氏於1967年才來台求學,但美國的影響力在此時期應仍猶存)、赴美深造與西方現代主義等因素交會下,具備著反共思想與傾向於國民黨之政治立場的這樣一位作家,其文本可供再次審視、解讀的空間。知識份子所受的現代化高等教育,是否等同於思想進步性的培養?若地域與女體的隱喻可以成立,那麼,也曾居留過但在文本中完全無痕跡可循的「美國」,又是否意味著既有觀念的教化與侷限?以上云云,雖非此篇千字文可解,但無疑是值得再繼續思考的。

 

2014-12-18 AM 6:00
2 年 9 個月 前


 李永平的浪子文學



碩三 何欣怡 

  李永平的自選集收入其前半生寫作五個階段的代表篇章。從早期懷念成長原鄉的《拉子婦》;追溯其文化原鄉的《吉陵春秋》;自美返台後對「第二故鄉」——台灣,再回望的《海東青》;以漫遊體形式凝望經濟起飛後的台灣之《朱鴒漫遊仙境》;乃至,將成長原鄉婆羅洲與第二故鄉台灣兩相照看的《雨雪霏霏》。李永平自身獨特的文化身份,與其作品題材的多樣性,以及融寫實與現代主義技巧於一身的寫作手法,為其作品增添許多得以開展的議題。而置放在美援文藝體制與僑教的論述框架下,更多了許多解讀之空間。

  黃錦樹〈民國與李永平〉一篇,將李永平早期至近期的作品,置放在「民國」的框架下詮釋,有如下的解讀:國民黨在台灣推行的僑教政策無疑是給華人子弟一個延續文化身份的窗口。然而這樣讓他們對民國中國文化政策的親和力,對於那些最終選擇移民而入籍的人而言,在本土化的浪潮中必然陷入與所謂的「外省人」一樣的窘境(被指控不愛台灣),甚至更糟;被認為與台灣無關而被漠視。箇中亦涉及民國在台灣自身的轉換——終將一定程度的脫卸意識上的國共內戰,及相應的中國包袱,而著力經營台灣島本身。(頁54)黃錦樹此文的詮釋角度,無疑地,將「民國」視為一個先驗的存在。是以,台灣在尋求其主體性的過程,即被視為對於「民國」的「轉換」。此段論述並不無其道理,然而卻忽略了「民國」之於「台灣」,並不盡然是先驗的存在;從另一角度詮釋,「民國」何嘗不是強加於「台灣」之上的政治與文化存在?而「民國」與其代表的一切中國文化道統,在冷戰體制之下,磁吸了那些嚮往中國傳統文化的「華族」。再加上「美援」的資金挹注,是以形成「僑教文化」此一獨特的時代風景。而李永平的作品,正為此一時代做了最好的註解。

  綜觀全書,可以發現李永平慣常以書寫「女性」,作為其對社會、文化、道德等議題的反應。早期的〈拉子婦〉一篇,處理了性別、族群上的衝突與矛盾,充滿質樸與誠摯的情感。取自《吉陵春秋》等若干篇章,李永平藉「長笙」此一女子的周折身世,試圖勾勒其文化原鄉之圖景。而出自《海東青》此書的〈一爐春火〉,則創造出童女「朱鴒」一角。〈一爐春火〉書寫一群酒酣耳熱之際,放肆調笑的大學教授,以及在酒席一旁冷眼旁觀的少女(張浵與亞星),其中又交織陳述同場宴飲的日籍觀光客,與穿行酒席、女兒下落不明的餐廳老闆娘。小說中的「靳五」彷彿作者的化身,對於席間眾男對女性的淫邪調笑保持著旁觀的態度,置身於其中恍若局外人;然而,他與小說中的少女們卻又有著曖昧未明的關係。若「靳五」是李永平的化身,那麼他在書寫〈七蓬飛颺的髮絲〉(選自《朱鴒漫遊仙境》),所保持的觀看距離與「靳五」是一致的。透過七個小女孩之眼,看遍台北夜晚的喧囂與複雜,看似旁觀者的局外人視角,小說家卻在處理「性」的母題之字裡行間,流露出自身的戀童情愫。是以,我們可以發現,始終處於故事外緣,扮演著局外人的作者,其實徹頭徹尾,都深陷於故事其中。

  承上所述,照應至小說家在台灣的文化身份,真如評論者所言,台灣在尋求主體的過程,由於「民國」的「轉換」,諸如李永平這般選擇移民入籍台灣者,終將面臨成為「邊緣人」的窘境?筆者倒認為並不盡然。上溯至〈拉子婦〉這個恍如真實的故事,乃至以「朱鴒」作為漫遊者之眼,觀覽台北城的種種;最後再到〈望鄉〉(選自《雨雪霏霏》),回望婆羅洲並與台灣兩相照看的篇章。小說家浪跡天涯,甚或如論者所言,陷落在「民國」與「台灣」的鍵接之間,而終將遍尋不回那只存留在「文化」上的中國圖景。倘若如此,是否在體制之下與李永平際遇相同的僑民們,最終只能迷失在文化認同的困境中,而成為一個永恆的邊緣人?或許,李永平的創作,提供了我們一個新的詮釋可能。回顧李永平生命軌跡的不同寫作階段,「女性」一直是他的書寫母題。(於此,暫且先不論其將女性強行置入國族論述的粗糙,與為逞一己之意,而物化「女性」的拙劣手法)在每個女性的生命史中,作者本人之意志皆涉入其中,即使作者欲化身如「靳五」這般,在觥籌交錯間的旁觀者,其與張浵與亞星之間的曖昧,早已與酒席間的「成人」話題密不可分。是以,成為「局外人」既「不能」,也既「不可能」。又或,李永平企圖透過小女孩「朱鴒」之眼,而成為與台北城徹底無關的「漫遊者」。然而,在書寫漫遊者之遊歷的字裡行間,小說家流露的戀童情愫早已告訴讀者,其「不在場」的不可能。透過李永平的書寫,我們得以明白,所謂的「認同」,並不一定在刻意的追索過程中,即得以尋得;而是存在於「遊逛」的過程中,每個環顧生命風景的當下。由是,雖然我們終將只是腳下此片土地的過客,但也得以透過我們的步步行履,使之成為我們生命中的原鄉。

 

 

2014-12-17 PM 6:36
2 年 9 個月 前
    二次戰後,馬華文學在台灣,就專門「生產」、「出口」離散文學作家的台灣文學傳統而言,無疑是另一種「進口」的型態。台灣竟也成為更小的離散社群的棲居所在,倒不是因為台灣的國勢強大所致,恐怕跟冷戰年代,「台灣」作為中國文化堡壘所散發的複雜氣味密切相關。就中,香港、馬來西亞兩地是僑生來台人數中較多者,前者有代表如葉維廉,後者有李永平,已是台灣文學不可切分的一部份,但美援文藝體制與僑教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及如何看待冷戰時期僑生作家之出場,顯然有待思考。
    美國基於反共政策資助東南亞華人赴台留學,這端倪大抵自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訪台演說可以看出,他說:「今日的世界,一方面是代表愛,一方面是代表恨,是雙方激烈鬥爭的日子。現代戰鬥,思想進步最重要,我們看到我們的敵人,對思想方面很用腦筋,許多在國外留學的有為青年,被騙到大陸工作。將來的戰爭,要把握住青年,把教育辦好不可,否則很嚴重」(『教育通訊』復刊台版,1953.11.20)。不妨說,僑教政策實乃受到美方「壓力」與「援助」而益形擴大,甚至影響到50、60年代台大、政大等校的校園文化(新生中僑生人數佔三至四成)。此後,十多年間美方每年數千萬挹注,二萬多名僑生往返,即使美援終止後,依然形構出一種特殊的「僑教文化」。
    如果將李永平充滿濃厚「民國之思」的華語小說,放置在上述冷戰僑教、自由中國、美援文化的脈絡中重讀,是否,我們能穿透時空差距,感受到離散「華族」的抑鬱,從而呼應王德威所稱的「後遺民」作家此一說法?如此說來,則美援支持僑教,不惟強調反共,也讓國府藉以塑造中華文化的道統與法統。再者,李永平或多數馬華旅台作家追求的「現代主義美學」,又應當如何兼顧文學與時代因素,理解其間複雜的美學意義與政治意義?
    「美援」、「冷戰」框架下的馬華文學研究,實有待我們持續深化之。
2014-12-16 AM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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