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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平台 / 課程討論 / 美援文藝體制與台港文學(2014秋季班) / 反思「西化」與文學「回歸」:從施叔青看「後美援」時期的文學風潮(第十五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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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9 個月 前
後唐倩的悲喜劇

 博四 王品涵

唐倩與安安

在讀《牛鈴聲響》時,我一直無法克制地回想起〈唐倩的喜劇〉。唐倩與劉安安,均聰明伶俐,腳步與手腕非但跟得上慾望,慾望更是緊緊地跟隨著潮流。劉安安隨著「心之所嚮」,從不怕蛇的坡心鄉下女孩,變成怕壁虎的台北城市女孩;從嚮往都市的小女孩,變成嚮往印度恆河嬉皮的藝專學生,再變成嚮往紐約中上階級生活方式的研究助理與學者夫人。劉安安極善於掌握脈動,儘管她並不確知是誰在鼓動這些脈動。劉安安與唐倩何等相似,而她在美國的「夢遊仙境」之旅,又何嘗不是唐倩赴美後一條可能路線的開展?

 

《愛麗絲夢遊仙境》與《紅色沙漠》

在談到赴美經驗的時候,劉安安是這樣說的:「在那一刻,我心中充滿了感激和快樂。我自己覺得就像愛麗絲,在夢遊她的仙境,幾乎不敢相信這一切會是真的。」施叔青讓劉安安用「愛麗絲夢遊仙境」作為己身入美的譬喻並非偶然,而是作為女性成長的隱喻。引誘愛麗絲進入「仙境」的,是穿著西服、拿著金錶,急匆匆地趕赴皇后茶會的兔子先生,而那不正是彼得的寫照嗎?赴美後的劉安安,起先忙於觀看「仙境」的美景,忙於融入「仙境」的規則邏輯,但這些努力終告失敗,劉安安從卡羅爾的「仙境」,直直地奔向了安東尼奧尼的「紅色沙漠」。

《紅色沙漠》描寫朱利安娜與丈夫同事澤勒的外遇關係,令她無法和丈夫與兒子交心,而逐漸地,澤勒的感情也無法撫慰她的心靈。安安留下深刻印象的,即是本片開頭的場景:一個女子在煙囪與管道間神思恍惚地流連。「她彷彿來到了夢魘的邊緣……她無法想像自己是如何跌入這怪異的情境的。」(p.146)。而讀者知道,「沙漠」實際上不過是「仙境」的變奏,荒蕪的工業區是閃亮商業區的同卵雙胞。然而,有著「輕知識分子」靈巧的安安,在目睹了自身與美國的雙重荒蕪窘境之後,她不像愛麗絲大喊著要離開仙境,也不若朱利安娜登上瘟疫船試圖離開國境,而是「『我犯不著離開,去任何地方,』她告訴自己:『我的家就在這兒。』」──或者至少,她是曾經具有這個念頭的。

 

來自非洲的牛鈴與預知美國毀滅紀事

小說以極具鄉土色彩的「牛鈴」作為書名,以及全書由「美國夢」到「美國夢醒」的象徵,然而,這個喚醒安安的「牛鈴」卻是來自非洲。無巧不巧,讓安安與彼得有了嚴重口角、安安「認清」彼得的,是談論「第三世界」的紀錄片(內中彼得與安安的視角也非常有意思,安安受到「紀錄片」的感動與啟發,彼得(冷血地)卻指出了紀錄片的建構性。)。小說中的「鄉土」,實際上是極為「國際」的。另一方面,熱愛非洲的人類學男教授哈維,則早在安安仍陶醉於仙境時,便極富預見性地預告了此一仙境的破滅──儘管已然預見,但哈維仍無法擺脫己身自毀的預言。而這也是安安在故事最終的進退兩難──台灣的知識分子,在看透「美國夢」之後,卻也無法說服自己月是故鄉圓。以此,在進入七零年代的當下,施叔青遂將〈唐倩的喜劇〉中對於美國文化入侵的反思又翻了一轉,這回,被追問的問題不再是唐倩在美國的生活景況,而是懷著中美混血兒的安安,她要往哪裡去?

讀完《牛鈴聲響》,
我想說我非常喜歡這本小說,它內中蘊含的對現代主義/鄉土/性別/家國的討論與反思都相當驚人。非常期待明天與大家的討論!

2014-12-26 AM 10:56
2 年 9 個月 前
他者的回歸
弘毅


初讀施叔青《牛鈴聲響》,我並未特別帶著「回歸」的眼光,但作者欲透過整本小說思索回歸的意圖,在在展露於安安在異國婚戀生活中,各種國族認同上的尷尬與挫敗。施叔青在角色與情節安排的深刻鑿斧,在我眼中,反映的正是對親美與回歸的焦慮。畢竟,長篇小說提供的篇幅,絕對足以讓創作者細膩地將線索埋藏在敘事的各類細節中,而非大剌剌的從開頭就持續讓主人公遭遇寫作者意圖透過寫作探討的現實焦慮。

我想,從親美到回歸鄉土,對於施叔青這類留美知識份子,絕對是趟艱難的旅程。特別是讀過施叔青極端現代主義風格的〈倒放的天梯〉,我約莫能夠想像他們那一代寫作者,曾經如何用心且用力地將自己浸淫在美援文藝體制供給他們的知識與文化奶水。然而,從早先的白先勇「紐約客」系列中,我們就看見一批在美失根的中國人。《牛鈴聲響》的故事固然與紐約客們不盡相同,但在施叔青與白先勇的敘事中,我看見的是「美國本土經驗」作為使中國/台灣人陷入身份認同難關的關鍵因素——這些角色勢必在美國遭遇文化與人際上的他者化。這或否正是白、施等留美知識份子的親身體會?

安安對美國夢的憧憬,使她對故鄉坡心全然屏棄,她甚且極力抹煞、遮掩自己身上家鄉文化的殘留、痕跡——在安安眼中所謂的「土氣」。只不過,她的努力終究無法讓自己免於在美國的人際網絡中被他者化的命運。特別是透過「婚戀」的形式換取的美國人生。在婚姻的交換經濟中,文化與社會資本亦被納入雙方家庭的賺賠算計中,因此,安安的台灣人身份終將在她的美國人生裡如影隨形。偏偏她的跨國婚戀並不受到家鄉親人的祝福,雙重的失落就更突顯安安擁抱美國夢所付出的代價,及其在美國遭受挫敗後的矛盾與失落。對照曾發生在五〇、六〇年代台灣知識份子對美國文明的擁抱,基本上反映出一種在矮化自身文化、極力追求現代化與美國品味的態度——具體落實在施叔青等作家身上,則是現代主義時期的文學實踐。而後,施叔青在1970年赴美留學,台灣本土意識亦在七〇年代逐漸浮上檯面,這兩股力量同時作用在原先親美甚深的小說家身上,勢必帶來力道不小的矛盾與拉扯:她該如何面對曾被自己忽略甚至(如果有的話)厭棄的故鄉與傳統?

雖然我沒有讀施叔青的另一本長篇《琉璃瓦》,但是根據漢寶德對該書的評述,小說家回歸故土文化的路徑,似乎也正是她對現代與鄉土的思索、辯證。對出身鹿港的施叔青而言,「琉璃瓦」與「土瓦」,哪個才是她真正有能力回歸的文化母土?施叔青小說創作的曲折軌跡,確是美援文藝體制影響台灣文學及知識份子精神史的有效例證。
2014-12-26 AM 1:12
2 年 9 個月 前
《牛鈴聲響》中的婚戀關係與回歸
金 瑾

本周的文本中,有一篇研究生論文集的文本,是楊婕的〈華美婚戀小說中的交換經濟〉。那年是第十屆,也是我碩一剛開學的時候,傻呼呼的跑去旁觀。這篇小說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小說中的美國人形象、異國關係以及東方主義如何具體而微地出現在文本之中,也是第一次了解這些觀察如何放在研究論文之中。論文中引用了牟斯的《禮物》的交換經濟角度考察,並參雜著資本主義市場的交易取向來綜論,雖然這樣的理論立足令我有些困惑,因為《禮物》一書的民族誌結果,彰顯的是有別於資本主義式市場的經濟模式,而是以情感取向為依歸。但文本分析的部分讓我受益良多(也算是這堂課的啟蒙吧),而如何將這些冷戰、美援的觀察與文本結合,而又避免文本為結論服務則是目前作期末準備時碰到的最大困擾。

施叔青的《牛鈴聲響》,因為敘述了一段異國婚戀故事,且由於人物背景也與作家自身和周遭人物相識,被視作是作家自己的自傳式小說。由於其中牽涉到華洋婚戀的情節,因此在閱讀的時候時不時想起楊婕的這篇小說。然而《牛鈴聲響》卻是相當程度的反駁了楊婕的理論依據,當整個社會充斥著交換的熱議時,身處論述中心的台灣女子所感受的異化程度或許更甚。家族的出嫁成功交換到了一些社會名望、綠卡或是等等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等,但女性作為被交換的「商品」,所感受到的待遇顯然遠不及周遭所認為的──落入了種族與性別的雙重邊陲之中,難以掙脫。

也因此,女主角找到了屬於她自己的主體性。故鄉總是要在離開的時候才會成為故鄉,當女主角離開台灣,感受到雙重邊陲的處境時,才想明白原先認為很落後、不文明的家鄉才是能接納、承載的歸屬,施叔青將華洋婚戀關係中的交易性質抹去,反而藉此找到自身的位置。劉安安因著婚戀關係而覓得一條留學生的捷徑,不若白先勇的《紐約客》系列中,總是苦哈哈四處做工的留學生們。因此,面對國族認同時,她更有閒暇去思考在美國的弱勢處境,白舒榮認為這樣的過程是代表留學生幻滅後的回歸,而最終我認為那也是她因著婚戀關係而有著的階級優勢使然。

2014-12-26 AM 12:41
2 年 9 個月 前
 「回歸」與否?──施叔青《牛鈴聲響》裡安安與哈維的角色意義

 

施叔青1969年與來台調查的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生羅拔結婚,隔年一同赴美,值至1972年施叔青返台任教,1975年出版的《牛鈴聲響》和1976年出版《琉璃瓦》,皆可算是作家自身「回歸」的作品。林邊〈歷史的楓城,大家的楓城──評「琉璃瓦」〉一文的結尾認為小說充滿鄉土緬懷與對知識份子的信賴,施叔青「只願意提出最令人感傷的歷史遺物流失的問題」,論者批評施叔青她著意的僅是帶有歷史情懷的骨董,對於整座楓城實質問題只是絕望、躲避、曖昧的灰色情緒,諸如楓城的貧窮、古街、賣石榴的老婦,這些實體的楓城與血肉,施叔青是否理解、見到,這是筆者想延伸思考的部分。

 

延續上述,《牛鈴聲響》的諸多物件的象徵意義,可參酌白舒榮〈施淑青評傳:多聲部混聲合唱〉,但我們剝除這些物件的象徵意義本身,「牛鈴」更多是與哈維的非洲色彩作聯結,而在異鄉安撫安安思鄉之情的竟然是來自非洲的牛鈴聲響,但是近在眼前的就有彼得自台灣蒐羅汲取、布置在美國宿舍客廳的灶神、土地公、燭台、冥紙、古碗等東西,但文本一開始的安安不削一顧,以為「站在世界的中心──紐約」,但文本的中後期,安安的思鄉所攫取的也並非是原汁原味來自台灣、坡心的鄉土物件,卻是來自非洲的牛鈴聲響。這本身就暴露出極大的荒謬,或者,作者小說技藝暴露出殘缺。但無論如何,筆者更想指出,安安所透露出的「回歸」,最後的結局並不明朗,腹中「美國之子」讓她陷入迷茫,但除此之外,或許更當回朔哈維的角色,某種程度而言,預示著安安來到美國後的命運,但哈維基於非洲研究,學術生命的死滅是因為他對非洲人、情、鄉土的傾心和對美國身份的無法擺脫,以致他必須以假造的非洲叢林的「怪誕」生活方式活著。哈維的自省與剝除,或者他認清他無法剝除的部分,但是安安的「回歸」相當的薄弱,仰賴著是非洲牛鈴、一個哈維創造出來虛偽的叢林意象。安安的「回歸」並沒有辦法徹底認清她無法剝除的東西,以致於她結局被彼得母子所言談所拉扯、碎裂。也就是說,筆者認為,施叔青的「回歸」之作,思考層面其實不太徹底,或者她離美返台所能釐清的層面只是這群親美而赴美破滅的一群人。「台灣」如何重要?如何釐清台灣與美國?土地與夢境之間的關係;或者它只是一個收容破碎游子的空間,因為有家,受傷了大可返家的「避難之所」?

 

最後,回歸筆者想談的,這群人包括安安、哈維、彼得、彼得家庭、陶晉、紀桂麗,正如同陶晉的自白:「你打開窗,外邊的世界在奔馳,任憑你跑得再快,你還是在人家後邊,無論你怎麼趕,永遠趕不上的。而且這樣跟,是很累人的!」(P.153),無論是藝術、著衣風格、電影、時代想像,乃至婚姻,皆文本中提及美國風、美國新聞處等等所影響的層面;但文本中也同時提到安安與彼得結婚後,段暫居住在台北,安安因為和彼得在一起,被鄰人小孩言語辱罵,或被當作中山北路的妓女,這些都顯示「美國」在當時的台灣人眼裡正負兩極的觀感。而這一切或許更直接是經濟力大於一切,所以造成親美、知美,但也仇美、鄙美(買春)的情感;但這兩造都顯示台灣第三世界的位置,無論是政治或是經濟位置的被動姿態。然而安安無法既來之則安之,被當作猴子般的展示,在大學學術之下,東方研究、非洲研究等等必須囊括於大學同一科系中,所以研究非洲的哈維,因為系上缺一位東方研究的教師,所以引薦彼得入系。在這部小說中,施叔青也寫活了學術巨塔下的黑暗面,當然,我們必須要將這樣的學術巨塔置放在冷戰、區域研究的狀態下觀看,彼得的野心、哈維的分裂,實則體現出區域研究下知識份子的徵兆。作家施叔青在文本中對彼得幾乎是極盡嘲諷的,她有段提到哈維將土地公神像貼在廚房食廚的情節,安安推測是彼得把土地公當灶神,彼得錯誤的認知也錯誤的指引哈維將土地公神像貼在廚房(P.123),荒謬地指出,彼得的野心勃勃之下,學術只是業績、趨炎附勢調至名校的工具,但他最終其實連實質的研究對象都是誤識的,所以他將安安當作中國人的代表,將安安的夢境理論化為教材,實質安安的回歸已經顛覆他的理論。彼得這樣的知識份子堪稱一絕,但我們反省自身與現實學術巨塔,如此傷心、愚蠢的事存在是否?

彼得答應安安回台灣,他要擬定研究計畫印證自己的理論並沒有錯誤,他的想法即是「在今日這個世界,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確實是強者」(P.203)就中,此想法其實不證自明,安安就是一個最好的在場者,更可以說當時每個台灣人就是最好的註腳,但彼得其實更等同於美國的化身,當安安援用哈維對彼得的評價,駁斥彼得:「對人的本身根本沒有興趣,只想從你的研究對象壓榨東西,像對我一樣。」(P.199)哈維、彼得、安安與陶晉被捲進這場美國風的漩渦中,我們所檢討的美援、冷戰,不該是停留在政治、經濟的層面,更應該是精神、哲學文化的層面,而且並非是台灣人,而更應該包括美國人、其他族群的人,這樣的理解與近身,我們才足以徹底檢視這政治、經濟等外部文本的力道深淺,畢竟安安、哈維絕非異數。

 

還是得說的是,施叔青的《牛鈴聲響》正如同《琉璃瓦》小說,與林邊對其的評述,施叔青的「回歸」與對鄉土的反思,並不算成功,「回歸」並不明朗,安安並未徹底認清她的困境,以及「鄉土」實則模糊、空洞,竟須賴以非洲牛鈴作比附,之於安安與作家施叔青皆是如此。如何徹底認清困境,剝除、檢視層層圍繞於台灣的迷霧,而作家施叔青只是提出了一個問題,寫了一部小說,如何「回歸」則是我們須努力的

2014-12-25 PM 11:09
2 年 9 個月 前
 回得去與回不去

白春燕

 

195060年代,在以學院派作家為首提倡的現代主義浪潮席捲下,不論是本省籍或外省第二代的文藝青年們大談存在主義,口中嚷著「我們都是被拋棄到這世界來,注定要不快樂的」(施叔青〈不快樂的60年代〉)。在這個不快樂的年代裡,他們搭上了留學潮來到美國讀書,創作了留學生文學。有別於白先勇等台大外文系的留學方式,施叔青在1969年與來台進行研究的美國人結婚,並於1970年與夫婿前往美國,因而展開了留學生活。「在陌生土地上,在異國通婚上,有生以來第一次察覺到,自己的東方意識與女性意識」(陳芳明從孤島到孤島),創作技巧發生轉變,在19751976年分別寫下了《牛鈴聲響》及《琉璃瓦》,被視為她從現代主義轉而回歸鄉土的經典作品。《牛鈴聲響》描寫異國婚姻的故事,男女主角結識的過程與作者本身的經驗極為相似,常被視為自傳式的小說。楊婕以交換經濟的角度考察《牛鈴聲響》等華洋婚戀小說,指出華人女性希望以交換法則來突破自己的弱勢立場以取得主體性,卻因為將自己物化為商品而落入性別及國族的雙重弱勢,造成主體性之不可取得(楊婕〈華洋婚戀小說中的交換經濟〉)。

施叔青描寫了華洋婚戀無法讓女主角取得主體性,同時也讓女主角藉由華洋婚戀、身處異國而看清了回家的路。也就是說,如果女主角沒有離開台灣,她可能會一直厭惡自己那個落後的家鄉,在國外的經歷才讓她了解家鄉之可貴。因此,若沒有華洋婚戀,就沒有回歸鄉土的可能性。雖然施叔青否認《牛鈴聲響》是自傳式的小說,但我們對照她的生活經歷及小說創作,確實可以看到她在華洋婚戀之後出現了回歸鄉土的動向。但是,是否只要有華洋婚戀就能夠回歸鄉土嗎?回歸鄉土有什麼先決條件嗎?白先勇強調故鄉鹿港是施叔青的根(引自文雅琪〈現代?鄉土?女性?從施叔青早期作品看其文學定位〉),而施叔青的回作品也確實指向了鹿港,這裡便是她的鄉土及鄉愁。同樣受過現代主義洗禮、也是本省籍作家的王禎和,他的鄉土場域也是故鄉花蓮。因此,故鄉是鄉愁的原點,是一個能夠為回歸提供具體場域的地方,必須是一個可以回得去的鄉土。白先勇、王文興、叢甦等外省第二代留學生作家之所以無法像施叔青那樣從現代主義返回鄉土,或許就是因為他們的鄉土不在台灣、在對岸,而那是一個回不去的鄉土。

2014-12-25 PM 11:00
2 年 9 個月 前
人歸何處?
台研教碩一炳彰

曾經看過一篇文章記述中國長江大壩啟用後,水位上升,整個家園與村莊都沒入水中,返家與祭祖成為不可能,然而卻有人發願返家祭祖,只是方式需要大大地改變一番──穿上潛水裝與背上水肺回去。上述的故事姑且不論真偽,卻提示了我們身為一個人必然不得不面對的課題:原鄉的追索。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但是套用在小說《牛鈴聲響》中的劉安安卻不適用了,安安在每個地方都是邊緣人,她擠不進去美國的社交圈,在哈維非洲叢林中的聚會她也不能獲得來自故鄉台灣人的認可,當她決定回台灣後,她預知回到台灣的她也將不會獲得認可,最終,因著她肚裡的小孩她猶豫了,施叔青並未為我們處理到這個部分,究竟安安決定要將孩子帶回台灣,讓孩子與自己忍受異樣眼光長大,還是要依憑著美國父權的優勢,讓孩子在美國當一個真正的美國人?筆者以為安安之所以到處都是邊緣人,起因在於一開始她就拋棄了她的原鄉、她生命的根,現在她才要重新去尋回她的原鄉、她的根,她未必就能尋獲,但無論如何,她試圖努力過,她已展開了一段覺醒後的追索與冒險,無論最終讀者決定給予她的結局是什麼,毋寧是應給予她極度的肯定。
在回歸的路程上,筆者不免提問,我們將歸向何方?范銘如曾述:「原鄉很重要,但它同時是個弔詭的詞彙。當我們講原鄉、故鄉的時候,往往暗喻著已經或曾經離開,是一種缺席、遺落的過去式存在,而非現在居住的家鄉。」(1)因此也就有了「近鄉情怯」這個詞出現,愈接近返鄉愈感到焦慮惶恐,家鄉的地景地貌還是一樣的嗎?即便地景地貌仍舊一樣,家鄉中的親友、鄰居仍一如舊往嗎?是否一切仍與記憶中的原鄉相同?前者不常恆存,後者更加不可能,返鄉者往往帶著破碎的心離去,返鄉後才發現歸鄉一事成為不可能,然再度回到旅居地後,歸鄉之情卻又再次漫漶,旅者終於陷入永遠無解的迴圈,只能在鏡中鏡尋覓一閃即逝的吉光片羽,並不斷地追索、蒐集絲微散發出與記憶中相同的、不可捉摸的舊有氣息,可以說,他的原鄉並不存在於實際的地圖與現實上,他的原鄉在很遙遠的時間的光譜上,在他決定離開的那一剎那,他便早與之斷裂、脫離,從此再也回不去了。
安安的故事,無疑標示了台灣文學與台灣意識的覺醒歷程,反映在政治與歷史上的是1970年代起始一連串轟轟烈烈的回歸運動與政治史詩。對於我及我的家族亦是鮮明且矛盾的家族史。阿公在台南東山留下來的祖厝是傳統閩式的三合院土角厝,阿公逝去後叔伯們一致無異議地決定迅速剷除象徵窮困年代的土角厝,在原稻埕上蓋起了三棟新式的水泥透天厝,多年後的今天,我與堂兄弟僅能佇足於土角厝地基舊址,憑藉著唯一一張阿公留下的照片緬懷他困頓勞苦的農作一生──那是他立在土角厝前與堆積如山的番薯的合影。
恐怕今日只有我仍然惦念著那土角厝,當我怪罪父親昔日與叔伯的決定時,他反問一句:「毋你甘要住土角厝泥?」我竟無言以對。施叔青的回歸與漢寶德〈琉璃瓦與土瓦〉的困境,於我別有深意,我不禁在心底大問:究竟我們以及這座島嶼將要歸向何處?
註:范銘如,〈文學原鄉的媚惑〉,《聯合文學》352期,台北:聯經出版,2014.2。頁38。
2014-12-25 PM 10:07
2 年 9 個月 前
 
後美援時代的反思


碩三 何欣怡


施叔青的《牛鈴聲響》、《琉璃瓦》,被標誌為台灣
1970年代後,「回歸鄉土」思潮下的作品。本週透過細讀被視為回歸之作的《牛鈴聲響》與相關論述,讓我們對課程所關注的核心命題「美援文藝體制」,作更進一步地反思。

  初讀《牛鈴聲響》這部作品,讓我聯想到夏洛蒂.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黃色壁紙〉(The Yellow Wallpaper)一文。兩個故事中,同樣都有個對妻子情感需求不加聞問的丈夫,而「丈夫」的角色,在文本中都被視為「權威」的象徵。在兩個文本中,當妻子所思所想的一切,許多時候,都被解讀為缺乏理智與正常邏輯的囈語。兩部作品在性別議題上有著許多同質性,但《牛鈴聲響》此一文本,又涉及國族與自我認同議題,因此文本的罅隙,又更加的繁複紛雜。小說《牛鈴聲響》中,攻讀美術的女大生劉安安,在暑期返回家鄉坡心的期間,與美籍社會學博士彼得相識,進而締結連理。在這則婚戀故事中,安安與彼得的婚姻,並非純粹的「以愛之名」,其背後尚有各自的算計——安安為了遠離長久以來為自己鄙棄的家鄉「坡心」,一圓自己的「美國夢」;彼得企圖利用安安的「中國身份」與「中國經驗」,讓自己的學術研究事業更進一步。在女主角安安身上,體現了當時代年輕人對於美國事物的嚮往與崇拜,諸如對「嬉皮」不求甚解的臆想、對「紐約為世界中心」概念的信奉。然而,當安安在失去對美國生活的新鮮感,並嘗到東西方的文化衝擊,再加上丈夫彼得的冷漠與「物化」後,安安開始對於故鄉的一切感到懷念。鄰居哈維所贈予的牛鈴的聲響,成為召喚其鄉愁的陣陣哀鳴。文本最後,安安毅然決然地決定離開美國回到家鄉,但在與彼得與彼得母親魯斯太太的爭辯中,卻又開始茫然且不知所措,只能撫著自己隆起的肚腹,悵然地喃喃自語。

  《牛鈴聲響》的故事末尾,小說家並沒有給予讀者一個明確的結局,主角安安雖然有了歸返家鄉的意圖,但「歸返」意識的覺醒,才只是漫漫返鄉艱路的開始。《牛鈴聲響》中安安的困境,似乎也是1970年代在回歸浪潮下,當時代知識份子所共同擁有的。施叔青在回歸熱潮之下,試著讓自己努力涉獵中國文化,鎮日往返於故宮博物院,然而卻仍然無法從中得到故鄉的溫度,直到返回故鄉鹿港,才真正地尋得了自我的認同。我想施叔青的歸返之路儘管周折,但若以結果論,相對而言似乎是幸運的。因為,時至今日,仍有許多相同處境者處在迷惘中。

  施叔青的例子亦令我不禁反思,何以許多時候我們終得經歷一段在外的「迷途」歷程,才會開始回視故鄉的一切,且要在這樣的回視中,才能發現故鄉的珍稀與可愛之處。此外,漢寶德的〈琉璃瓦與土瓦〉一文,讓我不禁回想,關於鄉土性與鄉土愛,許多時候,我們是否帶有知識份子的浪漫臆想,而忽略最接近底層勞動者的真正感受。我想這樣的省思,在以「文創」包裝在地化產業的今日,身為一個有幸在學術象牙塔裡,持續汲取知識的學生,無庸置疑地,無可迴避。


2014-12-24 PM 9:23
2 年 9 個月 前
 閱讀施叔青:歸去來兮

美援文藝體制與台港文學

博一 婷婷

       本週的讀本順時間之流而下,從一開始的釐清「美援」如何誕生、如何傳播、如何對第三世界國家產生影響,到其後以台港為中心,探究這些發展中國家對於「美援」浪潮的接受、發揚以及個體/集體觀念的因應變化,最終,則抵達了思想上的時代之後,即對於體制面貌已有一定了解,且足以對之進行反省與審視的「後美援」階段。在施叔青的《牛鈴聲響》中,出生於坡心鄉下的劉安安,其美國夢的形成、膨脹與幻滅,其實便足以做為當時知識份子心路歷程的寫照,只不過有些人的異鄉之夢未曾獲得成型的機會(如為數眾多的本土作家們)、有些人始終滯留在飽滿的繁華期(如吳魯芹與夏氏兄弟等),而有些人,早在最初的階段就透露出了對此文藝體制的不信任感(如陳映真、黃春明等)。由此可見,完整地走過了這一歷史時期,並以文字書寫反思實非易事,而施叔青無疑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然而,若深入文本細觀之,筆者認為,施氏其人其文或許只是「後美援」階段的起點,具有代表性卻並不全然完整,且終點亦似尚遙遙未可及。

       《牛鈴聲響》裡主要描寫的地域有二,一是以台北及彰化(「坡心鄉」為彰化縣「埔心鄉」之古稱)作為代表的台灣,二是紐約城所象徵著的美國,但若我們將前者視為起點、後者等同於中途站的話,對於小說中的女主角劉安安而言,無論是哪一方,其實都並非理想的最終歸宿。文本中的美國,是一個充滿了「怪誕的生活方式」(P.117)的、「過分的自由」(P.119)之地。那現實太過深刻且殘酷,以至於在最初的蜜月期過後,劉安安便迅速地被熱情消降後的寒冷所包圍,不得不用自己的雙眼與雙腳,一一見證、走過這個沒有愛情(魯斯夫婦的恩愛假象、彼得安安的不對等婚戀、哈維珍妮的長期分居)、沒有親情(魯斯家族三代之間的疏離與冷漠關係)、沒有友情(雞尾酒會與學者家宴中來來去去的男女),更遑論師生之情(哈維與彼得)的世界,同時也是一個摧毀了華人青年藝術夢想(陶普、江音)的冷酷異境。

那麼,離開美國,重新回到孕育自己的台灣鄉土,便是解開一切桎梏的途徑嗎?事情又似乎並非那麼簡單。對於安安而言,故鄉雖有可親可念之處,但卻也同樣地具備了封閉、保守與落後的性質,她腹中的珠胎暗結,正如陶普已然走過、逝去了的水墨畫靈感一樣,都象徵著美援時代的影響及其產物。鄉土還在那裏,但受到「美國的普普、歐普藝術」(P.76)浪潮洗禮後的陶普,已無法再回到一開始純粹的故土畫風與心境;同樣地,即將誕生的混血嬰孩,並非僅有台灣的血脈因素,亦非全然屬於美國,但母體與子體兩者,卻難以同時被兩方地域所接納,盡顯時代之困境。嬗變已成事實,但出路尚不可尋,是故,知識份子也只能在他鄉與故鄉之間擺盪、兩難,直到文本的終段,都無法找到明確的去向與答案。

       白舒榮認為,《牛鈴聲響》「書寫出這些70年代的台灣文藝青年,從對西方文化盲目『追求』、『迷惘』、『幻滅』,到自覺『回歸』中國文化傳統的曲折心路歷程」(P.97)。在當時的特殊語境之下,「台灣」與「中國文化傳統」的勾連解釋或許尚可有限度地接受,但筆者認為,施叔青的文本為讀者所展演的,實非上述有始有終的「曲折心路歷程」,而是一個還在思考中的問題,一場不完整的「回歸」之旅。「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這些問題的回答,在施叔青的小說中可謂全部欠奉,這一方面顯現了《牛鈴聲響》所能處理到的議題極限,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反思」與「回歸」的困難。如果這是起點的話,那麼幸而這只是個起點,也幸而,我們仍有這個起點,可以繼續向前。

 

2014-12-24 AM 1:00
「留學生文學」的省思──以施叔青的作品為例

碩一 蔡寬義 / 103049503


「為何我們需要思索美援文藝體制?」為了尋求答案,在老師的帶領下,我不斷地閱讀老師提示的文本,「美援文藝體制」本不在我的台灣文學思維中,如今,霧氣漸開,輪廓逐漸明朗了。「美援文藝體制」像無色無味的風氣,在二戰後飄進台灣(更精確的說,是灌進台灣),多少當時的知識分子吸入腹中,幻化成為西化、美國夢的風潮,為數之多,如過江之鯽,但何以至今台灣文學史書寫者錯失或跳過,是有意呢?還是那不願承認與觸碰的傷痛。

再次感謝老師贈與的絕版書《牛鈴聲響》。如果說施叔青的「創作史與生命史,可以說全然重疊」(白舒榮《以筆為劍書青史:作家施叔青》,頁8),那麼施叔青從台灣的〈壁虎〉(《現代文學》第23期,1965年,頁91-94)寫到紐約的《牛鈴聲響》,又寫到《香港三部曲》,最後回到她的出生地,於2011年完成《台灣三部曲》,這算是施叔青的生命史?還是她的精神史?

出生於鹿港小鎮的施叔青,精神上等同於出生於中國,因為鹿港與中國大陸的海港,在兩岸斷裂前,是由航線如臍帶般相連為一體的,鹿港的建築與街道,至今都能看到中國古典的想像與映象,施叔青就算在異國,當她開始想寫台灣時,她就「從清朝縮影的鹿港,我的原鄉,寫到日治時期的花蓮,還有那至深的臺灣傷痕──二二八事件……」但,「深陷其中,無以自拔」的書寫台灣卻是在紐約、香港之後,難道這不是西化或美化的部分台灣文學作家的精神「化學方程式」的流程嗎?只是可喜的是,相較於白先勇等作家持續流浪美國,至少施叔青總算回歸台灣,重新在台灣的歷史與土地上,找尋文學的養分。

如果《牛鈴聲響》的劉安安藉著和美國人結婚而取得赴美的捷徑,省卻托福考試與申請留學之困擾,以劉安安當主角的小說《牛鈴聲響》,稱之為另類「留學生文學」亦不為過。而香港回歸中國之際,施叔青來到香港,與其說是書寫香港,不如說是企圖探索中國,為書寫台灣譜出序曲。

論者如陳芳明以為《香港三部曲》,對施叔青個人而言,「是一次漂亮的跨越;既經營女性主義小說,但也以同樣一隻筆,干涉歷史解釋。」這歷史,指涉的應該是香港的歷史。可惜,香港當地的批評家認為,施叔青的香港,不是他們所熟悉的香港。

我以為,香港批評家是一時忘了,施叔青是文學家、作家,而\不是史學家。「香港」之於「香港三部曲」就不是香港呀!再讀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故事是香港,遙指的是台灣!演奏的是台灣的序曲。 黃得雲被出賣成為妓女,隱喻的不就是被殖民的台灣嗎?她的命運已到了絕境,毫無退路,也只能背水一戰,台灣不再被賣一次!施叔青用女人的身體指涉國族,如果沒有聲音的女性,就等於沒有歷史,台灣豈可繼續默然無聲!

如果「美援文藝體制」的魂魄曾經吸引了施叔青的文學西化,我企盼的是,有反思能力的作家靈魂,效法施叔青,在「美援文藝體制」的藥性逐漸淡去之刻,早日回歸到台灣的土地上來,生根結實,重創新生。
2014-12-23 PM 7:43
2 年 9 個月 前
施叔青的《牛鈴聲響》(1975)與《琉璃瓦》(1976),標誌著戰後以來追逐「西風美雨」的台灣知識界某種程度上的反思,但向來不為人重視。正如《琉璃瓦》序中所言:「那一陣子,我陷於回歸的狂熱之中,深深感到對中國以前的東西實在懂得太少。……終於,繞了一個大圈子,我回到我的故鄉,這個我原本就該屬於的地方」。回歸後想認識中國藉以認識自我,卻赫然發現只有鹿港才是真正歸屬之地。或許,不僅文學史上仍有待確認「反思美援」此問題的重要性,連作家自身的精神歷程也同樣頗為曲折,於是乃知重寫歷史與認識自我本來便是二而一的事。 我們或可問:無論海外「留學生文學」或島內「現代主義文學」,有誰曾經在文學風格上「離而復返」?反思西化或美援的思想可曾在這些作者中產生過影響?若再同時觀察1970年代後的「保釣」文學(劉大任、張系國、郭松棻),或是「回歸鄉土」思潮下如施叔青這般的寫作歷程,則與前述留學生或現代主義者等同時代人並論,想必更有助於我們看出台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發展軌跡。 說到底,即使「回歸」,也還有「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這種「唐文標式」的自我質詰吧!從「美夢」中甦醒過來後,如何總結這場「夢」之於自我與台灣的意義?如何認清自己究竟由何處來?要往何處去?這本是「後美援」時期一個朦朧卻必經的過程(然不夠徹底),但如何描述台灣知識界與文學界一路演變的軌跡與意義,仍有待今日研究者細緻的分析與重寫。
2014-12-23 PM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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