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平台

:::

教學平台 / 課程討論 / 魯迅文學專題:民國文學與台灣文學的視角(2015春季班) / 「國民性」與「民國性」:魯迅小說論第1回(第八週)

 時間排序方式為↓  
第 1 頁 / 共 1 頁
  1. [上一頁]
  2. 1
  3. [下一頁]
2 年 7 個月 前
  郁璟

  當我們回溯整個晚清到民初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轉變,西方外力無論好壞的衝擊是導致中國變動的主要原因已是老調,中國知識分子因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並以此作為進步與否的準則而向母國進行改革或推動革命,更是無可避免地大同小異的人生經歷。楊澤在回顧清末民初的民國心理學時指出,魯迅等人在思考普遍人性與特殊國民性之間,流露出科學主義、本質主義和決定論的傾向,而這也是西方國民心理學標榜種族進化所帶有的理論盲點。(頁192)劉禾追溯西方傳教士等人對中國充滿西方中心主義的想像國民性後,指出魯迅吸收了這些西方論述後,將其轉化和翻譯為自己的文學創作,「成為現代中國文學最重要的設計師」(頁74)魯迅在接受與拒絕西方的想像中國國民性時,創造了阿Q,也創造了一個帶有主體意識、能夠書寫、批評和分析阿Q的中國敘事人,使得西方國民性理論出現了裂縫。但這個裂縫卻是橫梗於敘事人(上)與阿Q(下)之間,使讀者不得不辨識出這之間的鴻溝,從而揭示國民劣根性的話語權來自中國某一部分掌握書寫權和話語權的人手中。

  如果我們能質疑西方建構的東方主義,那麼中國國民性的本質性也值得懷疑,尤其是在理解它的歷史之後,但批判國民性的建構性是希望指出這是特定歷史情境下的產物,理解它背後所帶有的意識形態與歷史困境,以及這個當初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縈繞心頭揮之不去的精神困境在今日是否已經解決。「從別國裡竊來得火來,本意卻是為了煮自己的肉。」魯迅也明白這中西方之間與自已思想上的吊詭,他也經常對自己作嚴厲的批判,在幻燈片中發現自己是客體又主體:身為沒有主體的被觀看者中國人,也是觀看中國人封建黑暗一面的主體看客,希望掙脫這種處境又時時看不到希望。「雙向的煎熬」是中國當代作家李銳念茲在茲的課題:一世紀以來,尤其是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在全盤西化的潮流中,中國文化分崩離析,可是被啟蒙者們從別國竊來的革命之火(共產主義)最後又釀成了新的災難(文化大革命)。這種雙重價值的失落與雙向的精神煎熬,它與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關係不像民初緊密,但至今仍縈繞在少部分的中國知識分子心中。從中也更能看出,將時間拉長來看,魯迅對國民性的書寫更像是時代的一種策略或縮影,它是探索中國未來的一種路徑。

 

2015-04-13 PM 12:07
2 年 7 個月 前

    台文所碩一/103049510/曾瓊臻
    魯迅小說〈狂人日記〉、〈藥〉、〈阿Q正傳〉中的國民性批判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魯迅是重要的代表性作家,具有時代意義,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即說明了原因:「魯迅是中國最早用西式新體寫小說的人,也被公認為最偉大的現代中國作家。」[1]在魯迅的小說創作中,於一九八一年最先發表的〈狂人日記〉,因為其「西化」的敘事手法,在中國小說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陳平原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便指出,〈狂人日記〉的「石破天驚」之處,乃在於魯迅對於「敘事時間」的處理,這種藉由小說人物的感受重新安排敘事時間的手法,可謂一新中國傳統小說的耳目。[2]除此之外,〈狂人日記〉面世的意義不僅在於它對中國傳統小說「敘事」技巧的扭轉,其主人翁「狂人」形象,更在魯迅小說裡樹立了一個典型人物。在魯迅之後陸續發表的幾篇小說中(如:〈藥〉),主人翁多在傳統與現代的矛盾、衝突中被視為狂人,因此,這個「邊緣人」的形象,似乎成了魯迅以小說作為社會啟蒙運動利器的一個鮮明利器。對於「國民性」的批判在〈藥〉這篇小說可以有深刻的體會。小說〈藥〉中,魯迅以「血饅頭」作為藥,暗喻將它作為藥的人民的愚蠢無知,以及被當作藥的先行者的鮮血,最後仍只能被無知吞下腹中,毫無價值。藥對濫用與迷信藥物、偏方的思想有深刻的感觸,對所謂的「文明」或「現代性」是抱持亦是複雜的看法。假如將血饅頭視為象徵著救國的希望,是一個藥方,以鮮血為藥的革命志士放入的是自己被犧牲的性命。清末民初,革命志士都是具有所謂先進思想的知識份子,他們大多接觸了國外的先進思想;然而以犧牲的姿態去施救一個進入末期的中國,這些知識份子與底下無知的民眾截然不同,因此反而加深了普遍昏庸的平民愚蠢無知的「國民性」。〈阿Q正傳〉則是完全以諷刺來鞭撻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小說的阿Q,受封建統治階級腐朽的思想影響,在黑暗社會環境的壓榨下漸漸無力,自我形成一種「阿Q精神」,用自我解嘲的精神勝利法來說服自己、安慰自己、麻痺自己。魯迅手中的筆如同一把鋒利的刀,從文化的角度切入當時的社會問題、解剖中國的社會和人民的心靈。對於無法跳脫舊時枷鎖的人們,魯迅「哀其不幸」卻又「怒其不爭」。他的一字一句,都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思想對中國人民的嚴重影響,也真實反映了中國人民沒有自省的危機意識,及批判國民性的重要意義。



[1]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7

 

 

[2]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頁53-54

2015-04-13 AM 9:17
2 年 7 個月 前
 魯迅的「國民性」批判

維嘉 

談到魯迅的〈狂人日記〉、〈藥〉與〈阿Q正傳〉等小說,普遍認為,它們表現出了中華民族的「國民性」。以上文本均入選高中課本,對其解讀似乎已經成為固定的模式:〈狂人日記〉表現出知識分子對中國吃人的傳統禮教的反抗;〈藥〉在表現「華」、「夏」兩家悲劇的同時,亦表現華夏民族的悲劇,革命者為了革命流血犧牲,而無知愚昧的民眾卻以革命者的血來治病,其中對麻木看客的描述成為經典場景;〈阿Q正傳〉則被認為是描寫了中華民族深刻的國民劣根性,如無知、愚昧、麻木、精神勝利法、奴性等國民性,也同時反映了革命者流血犧牲換來的革命似乎和之前沒有什麽變化,表現出對革命成效的懷疑。

筆者印象深刻的是,高中老師在談到〈阿Q正傳〉時說,中華民族的根性,流淌在我們血液里,它由5000年的歷史文化積澱而來。而阿Q身上愚弱的國民性,是否就是這5000年來積累的成果呢?筆者無法把二者互相連結。而魯迅對阿Q的態度,「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似乎成為定論,愚弱的國民性及改造這種國民性的正當性與必要性亦浮現。筆者一直不曾質疑這種「國民性」所論述的真實性,筆者一直將之視為是「過去」的產物,即那個特殊的歷史時代——民國——的產物。劉禾的論述讓筆者重新思考這種被「建構」的國民性,劉禾爬梳了魯迅對有關國民性論述的接收與改編過程,這個源自於西方的、用以論證西方優於東方、從而成為侵略、殖民東方的理由的論述,被民國時代的魯迅吸收與轉化。清末,中國被西方列強侵略,一批知識分子已經開始尋找救亡圖存的道路,如王濤、鄭觀應的「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洋務運動發展軍事與民生事業,再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統治……他們均看到西方的科技與現代性,而古老又積貧積弱的中國,如果要與西方抗衡,不至於淪為殖民地,只能學習西方。在文學的場域內,很多作家都看到改革的迫切,他們借西方之眼來凝視古老的中國,必然看到的是滿目瘡痍,而這種落後,必須要予以改造,不獨魯迅,在那個時代很多作家都有類似的關懷。經過梁啟超對國民性的闡釋,魯迅也繼續發展這一論述,在〈阿Q正傳〉中將國民性這一意涵描繪地入木三分。而這種本質論背後隱含的問題是,這種「國民性」的論述是否合理?中國近代化以來的所有問題都要由此一「國民性」來背負,而這種國民性毋寧說是東方主義的產物,在魯迅探索救亡圖存的過程中,它被魯迅吸收并轉化,對它的批判成為魯迅挽救中國的路徑。

2015-04-13 AM 9:11
2 年 7 個月 前
從「國民性」與「民國性」論魯迅

台文碩二/102049506/陳令洋
「國民性」一詞是從日本引進的外來語,用來指涉一個民族多數成員因受同一文化影響,而在思想、感情與行為等方面表現出某種固定的形態。最早對中國國民性問題進行的研究,與西方啟蒙主意與殖民主義相關,他們站在一種區分「自我(文明)/他者(落後)」的角度,將中國的國民描述為一種專制、獨裁、道德墮落、愚昧迷信的性格。然而,對中國清末的知識份子而言,他們並非一味地接受這樣的看法。在李鴻章、張之洞「中學西用」的思想框架之下,依然能以對等、不失尊嚴的態度,對待西方的霸權文化。但是隨著各項改革陸續失敗,尤其是在戊戌變法失敗後,中國的知識份子開始對於國民性的改造提出看法。他們的主張各不相同,或如嚴復主張以「迎接新專制君主」為方法;或如梁啟超以教育和啟蒙作為途徑,解放中國人的奴隸根性;或如孫文以主張直接參政來訓練民眾,改造國民的劣根性。

然而清末知識份子不論主張為何,對於「新中國」的未來,仍然都充滿著能夠「救亡圖存」的朝氣與希望。但誠如顏健富在〈一個「國民」,各自表述──論晚清小說與魯迅小說的國民想像〉一文所指出的,到了五四以後,魯迅小說的身上,無論就是情節、人物等方面皆有極大的轉變,筆調由熱情轉為犀利批判,特別著墨於「昏睡」與「清醒」的議題上;書寫空間由「新中國」變為魅影的「鐵屋子」;在過去與未來的議題上,晚清所建構的「千秋大夢」被驚醒,成為魯迅筆下的「夢魘」。

至此,我們對於「國民性」一詞的理解,再也不是它原本較為中性的意思,而是帶有偏向負面的意涵,指向國民的劣根性。

不過,從〈狂人日記〉、〈藥〉與〈阿Q正傳〉三篇小說中,我們似乎還是可以區分得出魯迅對這些人物批判力度的差異。〈狂人日記〉假瘋人之口,做滿紙荒唐言,暗含諷刺,但尚不明目張膽,甚至某種程度自以為狂。其最後的「救救孩子」一語,似對救亡圖存仍保有一絲希望(而且它所批判的較偏向傳統文化問題,而非國民性格);〈藥〉中雖然描述的是中國民間於昧迷信、相信吃人血饅頭變能治癒肺癆的陋習,但是筆調中似乎仍對中國民眾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至於〈阿Q正傳〉則比較符合大家對於他批判國民性的印象,將一位苟且偷生、渾渾噩噩的中國無賴,摩寫得淋漓盡致。所以嚴格說來,要以「國民性」一詞來囊括魯迅的小說創作,似乎不是一個極好的解釋框架。

不存在的「民國」
有趣的是,魯迅在五四運動前後所寫的三篇名作,〈狂人日記〉、〈藥〉與〈阿Q正傳〉,創作時間分別是:1918、1919、1921,時間都已是民國以後,但是故事時間似乎仍偏像民國以前。事實上,「民國」的概念幾乎在小說中市缺席的。對於改朝換代,頂多是〈阿Q正傳〉的中末段出現了「革命黨」而已。但革命黨的出現,對於故事裡的社會並沒有太多影響,關於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所關注的那些議題,無論激進或保守,似乎不在「未莊」人與阿Q的口中出現。

這是否意味著民國建立之初,對於魯迅而言,竟感受不到新政氣象,社會上依然一片固陋死寂呢?如果回到這三篇小說來看,似乎可以讀出魯迅對於「民國」以後,現況依然的固舊的情形感到不耐煩。隨著他越罵越兇,似乎也可以看出中國知識份子對於新國家、新國民的期待是日漸灰飛煙滅了。
2015-04-13 AM 5:37
2 年 7 個月 前
探求黑暗中的微點白光
台研教黃炳彰

很喜歡顏健富於〈一個「國民」,各自表述──論晚清小說與魯迅小說的國民想像〉所說的:「拯救者的缺席是為引起療救的注意,建構起黑暗的荒原乃是等待普羅米修斯的火炬的光亮,對死亡的再三觀察卻是對民族生存的探索。」讓人不禁聯想起魏晉名士的瘋狂行徑,在亂世裡如飛蛾撲火般展演出死亡之舞:劉伶的嗜酒如命、阮籍的青白眼、嵇康的廣陵絕響……等,將魏晉名士與民國初年大時代裡的知識分子對照,以自我崩潰做為對社會政治最後的努力竟如出一轍。魯迅小說中〈狂人日記〉、〈阿Q正傳〉及〈藥〉的結局,都可以歸結得到這樣的訊息:〈阿Q正傳〉裡阿Q最後被砍頭了,當然不能不安排圍堵成牆的看客;〈藥〉裡最後那隻在樹枝間,縮著頭,動也不動鐵鑄一般站著的烏鴉,幻滅了自墓地離去的夏四奶奶;而最令我感到衝擊的是〈狂人日記〉,寫在開頭主人翁最後的結局是「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痊癒竟成為最悲慘的結局,這無疑是最大的諷刺,也可以說是知識分子自我崩潰最佳的明證。

「中華民國」這一國,可以說從未真正在政治、軍事等方面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取得絕對主導,無論是民國初年或是新世紀初年。魯迅及同年代的知識分子無一不汲汲尋覓對付、因應新局的作法,有人抱負光明美好的想像,有人折衷妥協出賣掛在稱仔上不值的靈魂與理想,而恐怕只有少數人如魯迅,為當時與未來潑上整幅的漆黑,卻在這漆黑之中,探求可能的微點白光。對比魯迅對於當時「國民」國民性的絕望,與今日「中華民國」在台灣學運裡的「公民」活動,表面上有著七十年的斷裂,內在裡實則魯迅絕望深淵裡的深意可能如絲線般連結至此時此地──微點白光終於可能燃起火花。

魯迅小說裡的國民性是否能完全代表當時中國的國民性?其中作者是否已先行接受西方殖民者霸權的觀點,並藉此再製中國的國民性,從而令無數的中國看客(包含我?)再行確認、重製中國國民性?在劉禾〈國民性話語質疑〉一文裡有精彩的論述。高度超越阿Q國民性的敘事者「我」一直住在未莊裡觀察阿Q及村民,倘若阿Q的死象徵民國終將滅亡,那麼,既不是阿Q也不是村民的敘事者「我」是誰?「我」畢竟也是未莊的村民之一,也是民國的國民之一,「我」理當有的不同於阿Q的國民性怎麼沒有被敘述出來?那該是一個怎麼不一樣的國民性?

有趣的是,王丹〈關於中國,有多少問題?〉一文提出相近的觀點供我們評斷今日的中國並反思魯迅當時:「在中國的社會中,政治和經濟都是扭曲發展的,如果我們只看到了政治和經濟的層面,而忽略了集體心態,道德水準,獨生子女一代的心理素質,關於國家暴力的歷史記憶,以及全國性蔓延的謊言現象,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國。」(註)誠如王丹所言,要瞭解過去或今日複雜的中國是非常困難的,遑論為中國國民性下一個武斷的定義,「中國是全球經濟的帶頭羊」、「世界的製造工廠」這些聳動的標題可能都沒錯,卻不足以解釋全然真實的中國,論者的觀點早已先行形塑了中國的樣貌,不待也不允中國自己發聲。正如筆者以為魯迅創造的阿Q不能全然拍板定案民國時真實的國民性,卻可以窺視魯迅內心對其同胞和自我價值認識的真實反射,以及其永無止盡尋覓不著白光的焦慮與擔憂。

註:王丹,〈關於中國,有多少問題?〉,自由時報第D9版,2015.04.08。
2015-04-13 AM 2:37
2 年 7 個月 前
 魯迅對生存的吶喊

  當時「民國」二字的意義是整個民族的新展望,卻同時也帶有民族的傳統包袱。對於魯迅而言,這樣的觀察尤為深切。他自己本身就是在傳統中長大,卻必須擁護、支持民國新概念,這份必須,卻是從傳統中的經世濟國、憂國憂民中演變而來。當時沒有人知道新與舊從來便不是截然二分,而是互相銜接、互相融合,因此所謂傳統,便成了當時立志為國的知識份子們攻擊、批判的對象。然而,在傳統中汲取養分的這一代批判傳統時,也往往引經據典、出口成章,那樣的多變多元已經充足的話語也成了當時文化風潮的常見現象。

  從魯迅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見生存的隱憂一直存在於故事情節之中,國家的生存、市井小民的生存、民族的生存等等,這尤其在他的〈藥〉中最被彰顯,小說中的主角已被許多文本分析嫻熟地合為華夏之意,而用革命者的鮮血作為癆病者的藥本身的寓意也有許多種的解釋,但閱讀至此,我更為注意到的竟是這看似相反立場的、極新且極舊的兩端,都在吶喊著生存的渴望。我們從「鐵屋子」的故事裡,知道了魯迅從消極轉向積極的心態,終於開始吶喊,或者說終於開始承認自己渴望生存。所有的軼事、趣聞,或是懦弱的部分,全帶著對於生命的關懷與生存的關懷。

  因著這份關懷,〈狂人日記〉才能將那份吃人的傳統盡展紙上、〈阿Q正傳〉才會出現一個不知所以然而東歪西倒的牆頭草。因為害怕被人吃而後來或許學會嗜人,而阿Q集所有的中國民族劣根性於一身,也不過是因為過往的這些劣根性是一種保命符。只不過,時代改變,以往能吃人充飢的,後來也會被吃──被列強、被軍閥、…;而以往革命等同重新分配階級位置的意義,也在阿Q的慘死下不復在。於是魯迅難解的總總,只能寄望在孩子身上,因為那所繫者是國家、是民族。

2015-04-13 AM 1:00
2 年 7 個月 前
 1040413魯迅文學專題:魯迅的嘲諷之道

102049512 謝慧靜

 

  魯迅十六歲那年,因父親被中醫誤診下病重逝世,少年魯迅便決定放棄傳統科舉之路,轉往南京新式學堂念書,後來更東渡日本仙台留學、習醫,而在他於日本的期間,他認知到中國守舊的觀念是促使中國逐漸沒落的原因之一,魯迅自此認為與其尋求西方醫學來改變國人體格,不如以文藝改變其精神來的重要,他學習方向轉為新學、傾向革命的知識,更以救國救民的啟蒙者自居。

    當魯迅在積極想將新觀念帶進中國把舊傳統拋棄時,卻沒有人買單,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卻無法接受,如至各地演講宣傳革命的意義並鼓動革命情緒時,中國人卻依舊無法擺脫舊社會的老套。對於充滿抱負的革命青年,想為故鄉帶動革命,但卻無法撼動幾千年留下來的舊傳統,不禁深感悲哀,也埋下他對國事沉痛悲觀的種子。

    在筆者看來,魯迅於1919年創作的〈藥〉此篇文章中,是他透露出對於中國傳統舊知識的悲鳴。從文章一開始設定的背景便看到魯迅對中國當時環境的想法:秋天的後半夜,月亮下去了,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1]。就好似中國未來的情景在灰濛中,好像可以看到希望,但事實呢?月亮西沉,緊接而來的是旭日東昇,但魯迅卻沒有將朝陽的情景寫出來,只說老栓的路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而老栓早出的原因是為了病癆的兒子小栓找「藥」,沾滿新鮮人血的饅頭,這麼詭異的治療方法,竟還有人會相信,在魯迅看來這便是受中國傳統的觀念所束縛的人才會如此深信不疑。在老栓「順利」的拿回血饅頭後,華大媽拿回了「老」荷葉讓老栓包起來煮,更顯現出魯迅對守舊觀念的嘲諷筆法,充滿人血的饅頭可以治病本就不可能,但愚昧的主角仍信之不疑,在描寫筆法上更用老荷葉來包裹著血饅頭,更是老舊知識加上不合時流的想法,也就只有中國人會相信了。

    魯迅在〈藥〉中不斷使用消沉的意像,如滿臉橫肉穿著玄色布衫的男子是告知老栓血饅頭救病癆兒子的人,在魯迅筆法下不免讓人聯想到中國百姓就是因為某部分的兇猛官員的勸說,使得他們也就接受了愚笨的傳統知識無法自拔;而魯迅的角色安排也是一種嘲諷,讓老栓救小栓,一來主角命名栓字,中國的頹靡就是因為符合世界潮流的新觀念被老舊知識栓住,而求知的欲望也被無知的掌權者給栓上,使得中國漸入困境;老邁父親相信無稽之談來營救青年小栓,更是無限心酸,同時也顯露出老舊傳統已經無能在為新時代有所幫助,在中國順著潮流與世界,傳統觀念只會讓中國更快步向死亡。



[1] 楊澤編,〈藥〉,《魯迅小說集》,台北:洪範出版社,1994年初版,頁23

2015-04-13 AM 12:35
2 年 7 個月 前
魯迅小說揭露的「國民性」與「民國性」
──以〈狂人日記〉、〈藥〉、〈阿Q正傳〉為例。


碩一/蔡寬義/103049503


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最初發表於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藥〉最初發表於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而〈阿Q正傳〉是以「巴人」的筆名,發表於北京《晨報副刊》,自1921年12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止,每週或隔週刊登一次。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說,發表上述幾篇小說時,魯迅已經是一位名小說家了。筆者發現當時魯迅還有一個關鍵的身份值得注意。

1915年9月15日由陳獨秀倡議發行又擔任主編的《青年雜誌》,因戰事而於1916年2月中止發刊。為避免與基督教上海青年會主辦的《上海青年》雜誌混名,1916年9月復刊時,從第二卷起更名為《新青年》;雖然這份刊物1926年7月因故停辦了,但對於當時的五四運動或新共和國民思想改造與啟蒙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而魯迅不但上述三篇中的兩篇是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1918年6月起,魯迅與弟弟周作人都參與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從布迪歐(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生產理論」而言,《新青年》正是當時魯迅思想發聲的最佳場域(field),通過《新青年》具有自主性和獨特的運作,魯迅的影響力已然建立。

上述的三篇小說中,短篇小說〈藥〉,魯迅用小人物來反諷多數人的「國民性」,例如華老栓夫妻為了醫治兒子的癆疾,竟然讓兒子吃下「人血饅頭」,以為什麼癆病都會好起來。以現在的醫學常識,當然覺得不可思議,但魯迅透過小說要諷刺正是當時那樣缺乏知識的國民性,這種無知的結局就是死。但小說的另一條軸線是夏家的小孩,死後的墳墓,就埋在華家小孩的隔一條路的對面,只是夏家小孩是為了革命而死。魯迅全集第一卷的編者認為小說中的夏瑜是隱喻清末女革命黨人秋瑾。秋瑾因反清政府,主張革命,1907年7月15日遭清政府殺害,成仁地點在紹興的古軒亭口。筆者認為,這是魯迅透過小說昭告當時的國人,追求新共和的「民國性」是要用生命去換來的。

〈狂人日記〉的主題,表面上在控訴傳統禮教的弊病,每一頁都寫著「仁義道德」的歷史,字縫間滿本都寫著「喫人」!甚至小說中的「我」還發現,合夥吃我的是我的哥哥!但這種劣根性,連我也有,因為「喫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喫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喫了,可仍然是喫人的人的兄弟!」我對世界發出警告,要立刻改正,而且要從真心改起,因為將來是容不得喫人的人的。這個四千年歷史古國的國民,人人都有喫人的履歷。當初「我」不知道,現在明白了,所以我為下一代還沒有喫過人的孩子請命,救救孩子,就是要透過教育、啟蒙,去除傳統的弊病。事實上,魯迅與同時期的知識分子,是被賦以「啟蒙者」的美譽與責任,希望未來新的「國民性」是去除傳統禮教的弊病的。

筆者以為這三篇小說,以〈阿Q正傳〉寫得最好。讀者很容易可以從阿Q身上發現中華民族的諸多病態。從阿Q的「精神勝利法」、自欺欺人、遇弱凌辱(例如小尼姑)、遇強則龜縮等人格缺陷都有,通篇小說,賭、偷、騙都在阿Q身上,趁著革命的傳聞,還要自我標榜,好像自己也打過革命的仗,當然最後以死了結。

〈阿Q正傳〉看似魯迅在揭發那些惡質的「國民性」,其實也在隱喻步向衰亡的「民國性」。以魯迅之博學與敏感性,他已預見1949年以前在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的種種腐敗事蹟,已然全部縮影在阿Q身上,最後別有他途,只有一死。
2015-04-12 PM 10:14
2 年 7 個月 前
    「國民性」批判,這究竟是啟蒙主義者對自身文化傳統的批判?或者,其實是借了西洋或東洋的眼鏡(自我東方化)貶抑起自身的文化特性?夾在傳統不變則持續淪亡與接受新知則猶恐喪失主體性之間,魯迅和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似乎總難逃於這般的試煉。就這點來說,魯迅最早的一批小說,免不了是在思考他眼裡的「國民」應當如何改變以適應新的世界來臨,則你將如何評價魯迅的「國民性」批判?
    另一方面,魯迅〈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等作品,又充分顯示出這是以辛亥革命、民國新建、新舊勢力輪替與再輪替為歷史背景的小說,帶著濃厚的「民國性」。換言之,一個既是接受民國共和之合法性的北洋政府教育部官員,同時又是一位好不容易提起熱情並且吶喊出聲的作家,民國魯迅將會如何把他對時代的希望與絕望同時傳達出來?魯迅小說裡的「民國性」,如果指的是只有在民國才會遭逢且成為作家思考重點的時代問題(反對帝制?繼續革命?革命又為何失敗?……),則你是否能指出民國經驗究竟呈現在文本中的何處?又是如何被描寫與評斷?
    且讓我們從「細讀」文本開始,逐步理解從晚清踏入民國時期的魯迅,他是如何迎接這個「中華民國」的到來?他關心的問題與解決的方案會是什麼?他又如何以充滿象徵、諧擬的小說美學形式,創造了一個供小說人物們活動的時代劇場?
    「民國魯迅」,正待我們重新認識。
2015-04-10 PM 3:49

第 1 頁 / 共 1 頁
  1. [上一頁]
  2. 1
  3. [下一頁]
回討論版回討論版
cron web_use_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