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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平台 / 課程討論 / 魯迅文學專題:民國文學與台灣文學的視角(2015春季班) / 多餘的人:魯迅小說論第3回(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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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6 個月 前
 淺談魯迅觀「孔乙己」之態度

                                                 笑笑

孔乙己是魯鎮酒店唯一穿著長衫卻站著喝酒的人。他看似是說起話來滿口「之乎者也」的讀書人,卻終究沒能中個進士、混出個名堂。他「好吃懶做」,從不能安安分分地以抄書的工作獲得長久的生計。他因「竊書」之罪被打斷雙腿,終成為了用雙手走路的廢人,儘管他執著地申述「竊書不能算偷」以及「君子固窮」之類。用小說中的「頹唐」二字來概括孔乙己的形象或人生大概算適切。

慣常對這篇小說的論述認為魯迅大抵是站在批判的立場來看待「孔乙己」這個人物的。小說最初發表於1919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號,而191954日便是所謂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端。顯然小說創作之時,歐風美雨的現代性思潮和文化已席捲而來,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的魯迅也是提倡破舊立新和文化運動的啟蒙者。所以迂腐的、讀舊書的、沒有進步和改革意識的孔乙己自然是魯迅所要大力批判和諷刺的對象。

然而,確乎如此嗎?我試圖通過細讀文本來探究一二。孔乙己的確是個相當迂腐的舊讀書人,可是他卻也不無天真!他想要教小伙計「我」寫茴香豆的「茴」字,說這字以後「我」當掌櫃的時候會派上用場。一聽聞我會寫,他非常高興,又跟「我」說「茴」字有四種寫法。在這個過程中,儘管「我」表現得極冷淡,可孔乙己卻頗為真摯。當「我」終於不耐煩地走開,孔乙已顯出惋惜的表情。可見孔乙己很重視「讀書識字」,而且也非常真誠地想要幫助「我」這個小伙計,而我卻有「成人式」的偏見。所以在這裡,毋寧說作者或隱含作者的立場是「否定」孔乙己,不如說是一種「同情」。再如,當鄰舍的孩子圍住孔乙己,孔乙己便給他們一人一顆茴香豆,這樣的「慷慨」和對孩童的愛心怕是同等經濟困頓的別人所沒有的,可見孔乙己的良善。待孩子們再要時,孔乙己便著了慌,搖頭說道「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這時他喜感的舊讀書人的迂腐又呈現出來,但你說此「喜感」是尖酸的諷刺嗎?之中怕也不乏一種「趣味」吧。此外,小說也提到孔乙己的品行不錯,他在酒店喝酒從不拖欠,少有拖欠也會很快還清。後來據說孔乙已因偷竊丁舉人家的書而被打斷了雙腿。然而正如孔乙己自己的申辯:竊書不能算偷啊!書畢竟不同於他物,所以孔乙己算是真正的小偷嗎?或許這小偷二字該打個引號。當殘廢的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來時買酒喝時,對那副落魄和頹唐樣子的描摹也透露出作者隱約的憐憫之情。

另外,「旁人」或「看客」是小說中的重要角色或群體,敘述者「我」正是他們的中的一員。孔乙己每次在魯鎮的酒店的出現都會引來眾人的笑鬧,諸如「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而來快活的空氣」之類的文句一再出現,似乎他們和魯迅其它的小說中的「看客」一樣,也被附上了冷漠、麻木的國民性的魂靈。然而我認為,關於「看客」以及「看客性」還頗有討論的空間。一般對魯迅的思想或道德觀的闡釋結果是:「看客」的不合法,即是說看客不應該冷漠地旁觀而應該真摯地同情。可如果要求每個「看客」都成為「義者」,就合法了嗎?人與人的生活中間本來就隔著一道墻,感覺上的「同情」與「憐憫」或許可以達到,可如果真要有所行動怕是有一定代價。所以其實不能武斷地說旁人的笑都是冷漠的嘲笑,或許就只是一種交流的方式,譬如小伙計「我」覺得在店裡幹活百無聊賴,只有孔乙己的出現會帶來一些「活潑」,這似乎體現出「我」對孔乙己莫名的親近,再如孔乙己長久沒有來店裡後,掌櫃幾次講到「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一種解釋是掌櫃只會冷漠地惦記孔乙己未付清的錢,但其實解釋為掌櫃潛意識地在想念孔乙己以及隱隱擔心他的境遇又何嘗不可呢。所以或許魯迅作品中的「看客」角色不可一概而論,而應做具體分析。而在<孔乙己>這篇小說中,(隱含)作者其實設置了較為特殊的「看客」視點,之中或包含了魯迅觀孔乙己的一種同情姿態。

由此,我試圖論證魯迅看待孔乙己的態度不全然是慣常的「否定說」,而是蘊藏著一些肯定、同情、憐憫的因素。這或許可以回應到眾多學者(汪暉、李歐梵、林士毓等)所談論到的魯迅思想的矛盾性和緊張性。

<孔乙己>發表時篇末有<附記>,魯迅在其中談到小說在「描寫社會上的一種生活」,此種生活大概就是頹唐的舊讀書人、畸零人又或者是「獨頭」的生活吧。我的記憶中也有許多類於孔乙己的紹興「獨頭」的故事,祖父母以及父母常常講起一些曾經出現在他們生命中不那麼容於世的人的世俗故事,很難說我們這些講述者只是冷靜甚至冷漠的「旁人」,其實中間大概有一些同情甚至感同身受。

 

2015-05-13 PM 6:00
2 年 6 個月 前
  

近來網路上流行一個詞彙:「魯蛇」,是由英文Loser譯介過來,指稱那些在社會中的失敗者,亦是藉以自嘲的用語。

本週討論的魯迅小說,這幾篇都描寫了知識分子窮愁潦倒的日常生活;他們居無定所、無固定工作、薪資不優渥、生活拮据、阮囊羞澀,可說是民國時期的「魯蛇」們。

這些知識分子也不得不為了支持「日常生活」,而屈就於一些「舊事物」:如〈在酒樓上〉的呂緯甫,他當了家庭教師,教的是傳統社會的《詩經》、《孟子》,而非「現代學堂」的英語與數學。〈孤獨者〉的魏連殳,他也作為「杜師長的顧問」,成了軍閥底下的僱員。最末魏連殳在棺材裏穿著軍服的形象,以諷刺手法呈現了當時文科知識分子的矛盾。

魯迅描繪了幾項出路:擔任家庭教師、傳統私塾的先生、成為職業作家或譯者,亦或是擔任政府單位的職員、顧問。民國打倒了以文人為首的傳統價值,也連帶了影響民國之後的文人;文人失去了社會所給予的敬重,而社會追求的「實業」、「實用」價值,文人似乎也無法實踐甚至是順從。這群落魄的文人,看似擁有了從海外流入的新知識,卻在中國社會裏難以立身,其實與〈孔乙己〉的舊式文人有著相近的失落感。

如同魏連殳,知識分子只能以「好了」(可以聯想到《狂人日記》的「痊癒」),帶著屈就或直面現實生活的艱困,進而調整自我踏入社會。但從他們自覺的「好了」,可以發現是自絕於群眾之外,自絕於現實生活之外的孤獨者。魯迅在〈孤獨者〉中指出了郁達夫的〈沉淪〉,魯迅面對這些自憐的文人、不幸的青年,使他感到不耐煩。魯迅或許不太認同這些頹廢文人,過於失去了「現實感」以及生活能力。

某個程度上來說魯迅是很「現實」的,他在〈娜拉走後怎樣〉指出女子獨立後,必須要面臨的「現實」生活;而這份現實感,則反映在〈傷逝〉之中,〈傷逝〉的女主角「子君」,帶有女性能夠快速面對現實的特質,女性很快地意識到生活的不易、生活如何維持。換言之,涓生的理想是通過子君的現實得以維持的,在涓生的敘事中,他貶低子君太過於貼近生活、執著於「吃」(物質);藉由對子君的揚棄,他才得以在小說的結局中尋求「新」路徑的渴望。

        這些民國魯蛇與賴和〈一個同志的批信〉的差異,似乎在於民國「已經」建立。知識分子所帶有的理想,也面臨到革命「已經」成功,「明確的」目標(清朝)早已消亡,剩餘的傳統勢力散亂在社會間;魯迅描繪知識分子的無力感,那是建立在「群眾」本身帶有的傳統國民性。賴和的無力感卻是面對強固的殖民政府,是對於「革命」、「改革」的未來的無力。

2015-05-04 PM 12:43
2 年 6 個月 前
 
f張郁璟 
  如許多先行研究指出,魯迅筆下的知識分子皆以陰鬱黯淡的形象出現,甚少對於未來樂觀的企盼與嚮往;〈傷逝〉、〈孤獨者〉、〈在酒樓上〉皆為第一人稱的小說,呈現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困境與矛盾。

  在〈傷逝〉的故事中,表面上我們看到了一對男女愛情故事從相識到熱戀的過程,最後因經濟壓力而走上悲劇,卻使人想到鐵屋子的隱喻。故事中的涓生無疑是啟蒙者的代表,總是側耳細聽並牢記在心的子君則是被啟蒙的代表,被啟蒙了的子君勇敢地背叛了叔父一家與涓生同居。如劉禾所指出,整篇故事全來自涓生的敘述,他是按照自己有利的方式操縱著敘事,並從死者的沉默中獲益。亦即讀者只能透過涓生的單一視角來理解這段故事,且最終會因涓生的哀悼與悔恨而同情起涓生。讀者無法得知子君內心真正的想法,她甚至沒有透露任何想法給涓生知道。就這樣,在涓生視角下的子君漸漸變成了整天只知操勞家務、不讀書、忘記曾經磨練的思想和豁達言論的厭煩女子,涓生甚至還企圖用娜拉的果決來暗示子君應該自立自強,不該依靠他;然而此時再提起這些東西卻變成了空虛。何以致此?涓生並沒有探究過去充滿力量和鼓舞人心的啟蒙論述變成空虛的真正原因,他迴避了這中間的過程,然而身為讀者卻很明白:當下的現實實與涓生所描繪的理想背離。他未曾設想過離開家後一無所有的子君該何去何從,不曾想過為什麼子君今日變成他所厭煩的樣子,所有高談闊論都只是掩飾涓生的離棄與懦弱。涓生對子君說出「真實」的話中,包括認為子君「已經可以無需顧慮,勇往直前了。」然我們卻沒有看到子君能夠勇往直前的現實依據。這裡呼應了娜拉走後怎樣的母題,然而卻是以啟蒙者的視角觀之,使讀者讀來不無反諷的意味。啟蒙者喚醒了沉睡中的人們,但現實是萬難破除的鐵屋,只會讓那些剛覺醒的不幸的人承受了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涓生對於子君的死,歸咎於自己把「真實」(已經變心)告訴她,涓生似乎沒有發現:自己過去所高談闊論的新思想與自己行為之間的背離,啟蒙者的思想武器竟是如此不可靠。導致子君走向滅亡之路的,是涓生當初信奉的啟蒙思想。這篇手記是涓生「為了忘卻的紀念」而寫下的懺悔錄,當他藉手記哀悼完子君後便決心將子君遺忘,繼續自己新生的道路;但這個以「遺忘和說謊」做前導的未來,又是怎樣的未來呢?

  在〈孤獨者〉中,魏連殳在祖母大殮之後突然痛哭起來,「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嚎叫,慘傷裏夾雜著憤怒和悲哀。」他事後自言這是因為想到祖母與自己的命運將會承接「親手造成孤獨,又放在嘴裏去咀嚼的人的一生。」故事最後,敘述者「我」在從魏連殳的葬禮中出來後也「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嚎叫,慘傷裏夾雜著憤怒和悲哀。」同樣的字句重複了魏連殳當初的行為。敘述者「我」是否也在魏連殳身上看到了自己將來的命運?接下一句的「我的心地就輕鬆起來」的原因是因清楚了自己將來的命運不論悲喜,抑或是因為宣洩完了內心的憤怒與悲哀呢?若為前者,我們明白敘述者「我」又將是魯迅筆下一個孤獨者的形象;〈傷逝〉與〈孤獨者〉分別傳遞了魯迅對於知識分子/啟蒙者在個人和社會情境中的挫敗的命運。

2015-05-04 PM 12:06
2 年 7 個月 前
為了忘卻的紀念?  彭玉萍 在魯迅這階段的小說中,知識份子形象顯得格外的辯難、侷促、不明,《傷逝》的史涓生集啟蒙者、空想家、怯懦者、自私者、懺悔者於一身,一開始涓生比子君較早接受新思想,他們談泰戈爾、雪萊等等,但後來兩人的同居生活急速從「愛」到「真實」的辯難,涓生的啟蒙顯然並沒有達到成熟和理性的狀態,他一昧的躲到圖書館,也並非看書尋求真理,而是為了躲避家中的寒涼。是的,啟蒙者並未完全,在愛情理想、生存追求、日常生活的對立中,啟蒙者並沒有比被啟蒙者(子君)還要能適應變化,甚至個人主義和男權思想暴露無遺,將責任推到社會與子君身上,這些都是「手記」這個文體所揭露的,也是涓生在文本開頭,以一年後再度回到會館的姿態所揭露的,難道書寫就意圖在遺忘嗎?生之路途就必須得遺忘嗎?所以筆者對於吳曉東〈魯迅第一人稱小說的復調問題〉中轉引劉禾意見,兩人所認為的涓生壓抑了子君的敘事,操縱對自己有利的敘事,目的在於放逐子君的幽靈以重建自我。倘使遺忘是為了放逐和重建自我,這樣懺悔的開始就註定絕對不可能完成。 魯迅通過這一場手記敘事,對於啟蒙者身勝的正義和正確的光環進行了去魅,子君最後是毀滅了,但是兩人的關係並沒有就此完結,涓生一連在P.129、P.130(全集頁數)呼喊了兩次:「在不言中,教我藉此去維持較久的生活」、「然而她卻自始自終,還希望我維持較久的生活」,是的,子君的毀滅使得啟蒙者與被啟蒙者之間的位置發生置換,我們可以說曾經被啟蒙的子君,最後最後卻給曾是啟蒙者的涓生啟了蒙,所以我們甚至將手記的形式考量在內,或許手記誕生的原因正是涓生看見自己的不完全。文本最後,涓生所嚷嚷的肺腑之聲:「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新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魯迅直面「啟蒙」的本身,「真實」同時也是一體兩面的意義,而「遺忘」和「說謊」也絕非是字面直面的意思。 正如同《孔乙己》帶著散文式的筆調,挾著緩緩的哀愁剖視著咸威酒店的涼薄,文本開頭「這是二十多年前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由成年的小伙計重述的過往的孔乙己,零餘者的姿態是個破落的舊知識份子,他藉口跌斷腿,哀求酒店看客們停止嬉鬧嘲諷,不拖欠久前,代表他還有尊嚴與生之慾望,長成的小伙計與悄悄移位的敘事者,隱隱然透露出自身嘗過生之艱難時的心境,帶著歉疚、同情姿態。《在酒樓上》、《孤獨者》文本未了寫著「我」從濡濕滯悶的地方走出來,可以吸一口氣的暢快;無論是「我」之於苦悶喝酒的呂緯甫,或者剛強的魏連殳最後以自戕對黑暗的報復,「我」的輕鬆快意的走出濡濕之地,耳聽著受傷的狼嚎哭著,並非是為了忘卻的書寫而已。
2015-05-04 AM 10:41
2 年 7 個月 前

「多餘的人」形象書寫的評價差異

白春燕

 

魯迅在19241925年間寫成〈在酒樓上〉、〈孤獨者〉、〈傷,描繪啟蒙知識分子的受挫與空虛狀態,呈現一種「多餘的人」的形象。關於魯迅「多餘的人」形象書寫的評價,汪暉認為狂人將「絕望」(=四千年吃人履歷)與「罪」(=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也吃過人)連繫起來,是一種「擺脫罪惡的意願」,表現出對「絕望」的反抗,以此闡發魯迅小說的精神特徵:「反抗絕望」。汪暉認為啟蒙知識分子雖然有著無家可歸的惶惑和對生命流逝的悲哀,但因具有「反抗絕望」精神,故能夠在虛無的過去和未來之間,用「走」這個現實的生命活動來主宰自己的生命和時間(注1。再者,吳曉東著眼於小說敘事者的立場,指出魯迅第一人稱小說中的敘事者與人物之間構成對話與潛對話的關係模式,呈現第一人稱敘事的複調詩學。吳曉東認為,魯迅歸鄉小說的「我」講述他者故事的同時,也在展示敘事者的心路歷程,呈現了一個徬徨的現代人的形象,同時也是一個尋路者的形象(注2)。因此,關於魯迅筆下的「多餘的人」負面形象,多數論者皆給予具有積極、正向意義的評價。

那麼,同樣寫啟蒙知識分子受挫形象、也採用第一人稱敘事的賴和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其「多餘的人」形象是否也得到類似的評價呢?

當時年輕作家王詩琅不滿意〈一個同志的批信〉寫出「絕望者的自我解嘲」,認為這裡已看不到作家「以往的韌性」,這是「作家的危機」(注3)。陳芳明認為,賴和見證了1931年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被解散、台共大逮捕、 1933年台共公開審判、1935年台灣文藝聯盟從成立到分裂,因此在193512月寫下〈一個同志的批信〉,表明了他對於當時左翼知識青年的絕望。賴和絕望地明白眼前已不見救贖之路,終於導致他以封筆來終止文學創作生涯(注4)。宋澤萊著眼於賴和認知到抗日運動的窮途末路,在〈一個同志的批信〉指出抗日運動分裂的原因在於左派不能容忍右派,以此發出了日治時代台灣人反抗運動趨於崩散的警訊。宋澤萊在此將賴和定位為一個先知的存在(注5。因此,對於賴和「多餘的人」負面形象書寫,多數論者都停留在賴和對於「絕望」的表達,沒有進一步將「絕望」闡發為「反抗絕望」,也沒有將「徬徨的現代人的形象」翻轉為「尋路者的形象」。

賴和「多餘的人」負面形象之所以無法被進一步「闡發」和「翻轉」,與他後來的封筆行為有關;而賴和之所以封筆,是因為無路可走。相對於此,魯迅還有路可走,他選擇放棄無治主義,走向左連革命文學。魯迅要「反戈一擊」的對象是充滿古文和舊思想的傳統社會,他也認為自己的文學之劍具有力道,因為他來自於古文的「舊壘」,「情況看得較為分明」,「易制強敵的死命」。然而賴和面對的是所有社會運動陣營皆已潰散,帝國殖民體制的堅牆高壁更加穩固,這不文學之劍所能擊潰的,賴和已看不到可走之路。所以,賴和「多餘的人」形象也無路可走,只能停留在絕望之境。

 

1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小說的精神特徵〉,《無地徬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10,頁384-418

2吳曉東,〈魯迅第一人稱小說的復調問題〉,《文學評論》,2004(4),頁137-148

3:王錦江(王詩琅),〈懶雲論--台灣文壇人物論(四)〉,《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1 賴和》,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3,頁117-123。初出:《台灣時報》,2011936.8.1

4:陳芳明,〈賴和與台灣左翼文學系譜--殖民地作家的抵抗與挫折〉,《聯合文學》,1995,頁126, 128-144

5宋澤萊,〈評賴和的短篇台語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並論日治時期悲劇文學作品中「孤立」這個主題〉,《台文戰線聯盟》,2013.8。(http://twnelclub.ning.com/profiles/blogs/3917868:BlogPost:30909)。

2015-05-04 AM 9:31
2 年 7 個月 前
背叛初衷者
台研教黃炳彰

魯迅小說〈孔乙己〉、〈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及賴和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中都有背叛初衷者的身影。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作為傳統知識分子的代表,最終卻在新舊時代交替中屈服於現實生活的困頓,做了偷竊的事而挨打,但他仍然辯解稱之為「跌斷,跌,跌……」他不肯承認他已背叛了傳統儒學的初衷,用盡方法佯裝自己仍然服膺於正統的禮教大道上,無有改變。他早已自知背叛,只是從不願意承認與面對。
〈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本是和「我」一起意圖改革中國的新知識分子,「是的,我也還記得我們同到城隍廟裡去拔掉神像鬍子的時候……」但是多年後在酒樓上的重逢,呂緯甫已經變成「但我現在就是這樣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講述為母親辦的兩件事:重埋小兄弟墳以及買兩朵紅的剪絨花給阿順。他仍說:「我對于這差使倒並不以為煩厭,反倒很喜歡。」呂緯甫已經不再是從前的新知識分子了,他徹底妥協於舊禮教中的傳統生活,一如作者於文末安排的,「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
〈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可以從繼祖母喪及愛孩子二事窺見,他本也有魏晉名士的風範,然而正當「我」努力為他引薦工作之時,他卻寫信來說:「我近來已經做了杜師長的顧問……我們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那麼,請你忘記我罷……我現在已經『好』了。」接著便戲劇性的暴斃死去,而「我」去弔唁故人時,看著魏連殳的屍身穿著完全不妥貼的軍裝。魏連殳的「好」了和狂人的「好」了有著孿生的應和,這是十足可笑、弔詭的陰森諷刺,魏連殳背叛初衷的代價是自我毀滅。
〈傷逝〉裡以涓生和子君愛情的幻滅來作為自我存在哲理的辯證:「我」愛子君即需妥協於現實、拋卻理想;但若要追求理想實現,即需要拋卻妥協於現實的愛情和柴米油鹽化的子君。只有在孤獨、絕望之中才有探尋理想的可能,想要維繫與子君的愛情,便需要現實的支持,而為了實現現實生活的支持,則需要一再地妥協生活,終至理想幻滅。無論選擇什麼,最終涓生都走向絕望與悔恨,惟有那隻被拋棄的狗「那是阿隨。牠回來了。」衷心而純真的狗,將有可能引領涓生的新生,只仍然是充滿遺忘與謊言的新生……
賴和〈一個同志的批信〉中「我」收到昔日反抗運動同志獄中寄來的信,祈望他能捐助資金讓同志繼續為理想活下去,於是他展開了一連串自我內心反覆的辯證:我曾是被笑過走錯路的落伍者、父親對儲蓄的叨念、上酒家的揮霍以及無能抗拒的大人樂捐。最終他再抽出信箋,只能對著信箋自語:「啊!同志!這是你的運命啊!」
其實在這裡要問這些背叛初衷者的是:你還記得你曾經為理想奮鬥的初衷嗎?為何放棄初衷了?是為了現實生活不得不妥協嗎?是你錯誤地誤以為理想是理想,其實並不?還是理想曾是理想,但後來質變了,你只得放棄?抑或是理想沒錯,錯的是參與理想的人,這些人畢竟與理想隔膜太遠、太大,任何美好的理想一經人手便成幻滅?無論這些背叛初衷者的理由是什麼,都不能抹去初衷已經背叛的事實,特別是涓生,哲學的辯證並不能挽救愛情的死亡、子君生命的消逝,他再也不能再去尋他的理想,等待他的只有幻滅與絕望,以及不斷回憶與不斷遺忘的交替迴圈。
文本中作為對話者的「我」並不能與背叛初衷者二分切割,「我」實則正體驗或思索著背叛初衷的可能,二者成為了互文修飾。正當一個人發現二種方向都無路可走的時候,「背叛」即成為尋找出路的選擇,劇烈的暴動破壞將有可能可以造出一條新路出來,一條從來沒有人走過的、以為不可能可以走的路。

2015-05-03 PM 11:41
2 年 7 個月 前
悲劇式的啟蒙者─魯迅

碩一/蔡寬義/103049503

讀魯迅的小說,逐漸加深體會他對20世紀初的現代中國的「感時憂國」的思維,也不時地受到他憂鬱與苦悶的感染;當一個他的讀者,我必須隨時提醒自己,走出他的作品鬱悶的天地,邁向晴朗的未來。慶幸的是,台灣社會在多元文化的衝擊與折衷之下,加上台灣居民的來源與結構不斷改變及蛻換皮殼,魯迅指摘的古老中國的國民性除了給我們借鏡為鑒外,在台灣有更大的希望脫去那些傳統的桎梏;從不斷公布的民調報告中,看出自願當台灣人與不願當中國人的比率隨著二十一世紀初的推進逐漸成正比率地成長。

不過,本週閱讀魯迅的小說〈孔乙己〉、〈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涓生手記〉,幾乎都不免讓人看到中華民國的初年,知識分子的苦悶與悲悽,也無可避免地,在小說中不斷讀到瘋狂與死亡的情節。似乎小說人物都無以走出命運的陰霾,就連作者力圖做個啟蒙者,都無法在有生之年看到成果與希望。

就以〈傷逝─涓生的手記〉為例,作者下筆的第一句話,就以小說主角也是敘事者的涓生說出小說的結論與心聲:「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這是多麼令人同情又遺憾的開始,不也是生命無以回天的結束嗎?曾經充滿期待:「期待子君的到來。」但在困頓的環境中,改善生活無計可施之下,涓生的意見和主張,竟然是:「新的路的開闢,新的生活的再造,為的是免得一同滅亡。」而其執行方案是,先把子君愛如己出的小狗「阿隨」帶到郊外放生,甚至把牠「推在土坑裏」而滅絕牠的一線生機;其次是自以為「老實」的對一個不惜為他判逆父命,變賣唯一的手飾珠寶和他共逐愛巢的皮新裏舊的女人「子君」說:「因為,因為我已經不愛妳了!」這豈止是恩斷情絕,簡直是對一個剛被啟蒙卻仍未有自立自主的女性,判以死刑!

這樣的知識分子,或這樣的讀書人,呈現在魯迅的小說中,真是給我強烈震撼性的反諷呀!這就難怪涓生在子君別離後,他感嘆「那時使我希望,歡欣,愛,生活的,卻全都逝去了」。留下給涓生自己的是,悔恨和悲哀。

最令我不斷反思的是小說的結尾也是讀書人涓生(註:實在沒有資格被稱為知識分子)的新生活法則:「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這是多麼憂鬱的人生呀!無望的未來呀!

魯迅做為啟蒙者,這是一篇多麼反諷的小說,小說主角的「遺忘」是要提醒讀者,慘痛的生命經驗是不可遺忘的。而說謊的前導,不是在反諷國民性虛偽不實的不該嗎?魯迅的小說〈傷逝─涓生的手記〉呈現的雖如地獄的黑暗,但,他不就是要讀者以之為殷鑒,迎向天堂的樂和嗎?
2015-05-03 PM 6:52
2 年 7 個月 前
    在20世紀初中國文化啟蒙運動裡,知識分子的角色當然頗為關鍵,他們應有著「盜火者」般的勇氣與智慧。但在魯迅的小說裡,知識分子形象卻未免過於黯淡。或許我們可以試問:魯迅心目中理想的知識分子當是如何?在一個文化標準變換,民國理想未能健全樹立的當下,是否注定「魯迅式」的知識分子終將成為那個社會裡「多餘的人」?自覺的個人、獨異的猛士,要如何面對龐大而遠遠尚未完結的「吃人」社會?
    從魯迅關於知識分子命運的小說敘述裡,我們可曾聽到天堂的解放樂音?或者,魯迅想讓我們見識的正是那無邊地獄的可怖?這黑色啟示錄,或許正是從深淵裡看見的無望與希望。曾受到無治主義(無政府主義)影響過的魯迅,似乎也試圖用文學之劍「反戈一擊」,則他復仇的對象該指向誰?解開這個疑難,或許就能理解,魯迅將如何由「(辛亥)革命文學」走向另一階段的「(左聯)革命文學」。
2015-05-03 AM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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